拾叁、書序

​697〔697〕中國教育，其在上世，可得而知者，周官之言六藝，孔氏之分四科，德行知能，多方兼顧，射御之事，並重體育。綜其大旨與近代教育原則，相去未遠。自漢以還，尊經太過，教育之方，乃成偏枯。功用之學，尤少措意。士子安於所習，朝廷利其所守，雖時移事殊，人事增繁，而教育宗旨，迄未變易。守前代之故轍，昧進化之要義，民知固塞，日甚一日。史籍所記，秦漢以前，政教文物，代有興作，事物發明，簡不絕書，而魏晉以後，卽罕有所聞。布敎如風，下偃如草，文化之不昌，非無故矣。自是厥後，迄於明清，汶汶泯泯，若出一轍，末流所歸，徒尙文藝，設科取士，壹以詞章爲程式，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至於平民教育，尤非經意，鄉校州序，等於具文，村塾里師，充塞鄉井，雖私家講授，代成風尙，玄學蔚興，卓絕寰宇，固非國家所由倡導者也。其他學科，可與西洋頡頏者，闃無聞焉。及至近世，瀛海交通，目擊歐美諸邦，文物昌明，遠非我比。又當甲午庚子喪師之後，以爲非講求理工之學，無以圖自強。於是廢科擧，興學校，盡知竭慮，以仿行新教育。自清末正式頒佈學堂章程以來，亦既三十有餘年矣，一嘗再試，歲修年改，宗旨之移易，法規之變革，學制之改編，課程之修訂，與夫經費師資之籌劃培養，國內先進，當世名流，繼續努力，以有今日之規模。雖回顧曩昔，已多進步，然去理想之計劃，敻乎尙遠，不容諱言。縱之，各科專門人才之缺乏；橫之，平民教育之未普及。細之，一事一物之猶仰給他國；大之，民族精神之未發揚光大。若陟高岡，今玆僅在中途而已。抑更有進者，取法乎​698〔698〕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此言摹仿之不足卲也。吾國新教育，已往設施，或徑法歐美，或轉采日本，語其實際，蓋皆出於摹仿。擇善而從，原無間言，惟是種族不同，民情殊異，歷史背景，尤遠不相侔。吾國人宜於摹仿之中，力避苟同之弊，以確立我國之特殊教育，其理至明。近年以來，教育部新頒各種法令及課程標準等等，務斟酌國情，以爲損益。並本總理遺教，崇尚民族固有道德，以期恢復民族地位，而維持於久遠。其短期義務教育及半日二部制小學之推行，尤爲適應本國環境之特殊辦法。凡所興革，雖未敢自信盡善，而苟同之謂，庶幾知免。教育部尙無教育年鑑之輯刊，家驊於去年二月，奉命忝管教政，以年鑑之作，攬往知來，關係政事，至深且切。因卽於是年四月，有第一次中國敎育年鑑編審委員會之設立。原期半年董事，嗣以我國幅員遼闊，調查徵集，甚費時日，至今年六月，始克畢稿。敍自興學以來，迄於今玆，凡若干萬言。家驊已於五月初奉調離部，編輯諸君以是役爲家驊所發起，於其竟也，屬一言以序其端，輒略陳吾國歷來教育政策異同得失之故著於篇，典章制度，與時推移，修革匡益，以待來者。

​698〔698〕中國學者，自昔以溶滙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爲治學風氣，以明恥尙義，捍衛國家，爲持躬守則，以學術與志節相互發揚，爲人生極軌。無論治何學術，皆先之以器識之宏通，次之以專學之研討，而終之則以特殊創發爲立言重心，而旁通乎一切學藝。故能於精深中兼其博大，於博大中益其專精，涵蓋萬有，無所蔽焉。其持躬也，則先之以正心修己，次之以立已立人，而終之則擴充其人格，合學術與志業爲一體，廓然以一身參天地之造化，而以民族國家與治化爲己任。故能處大事而不疑，臨大節而不易，​699〔699〕苟利國家，生死與之，而民族國家，長受其益。如春秋時，孔子以聖道自任，而訓誨學子，則謂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且擧之與射御書數並習；其論詩，亦以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與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並重。至孟子以私淑仲尼，憲章文武，而力主養其浩然之氣，期能爲民族國家盡其忠節，凛然爲學者正義所宗。墨子以博愛爲懷，不恤摩頂放踵以救天下，而特重論理與器械之學。蓋皆有專學以見其精，有宏識以見其大，有勁節以見其守。下逮漢世，此風未歇。如司馬遷雖世掌星曆之學，而所爲史記，歷千古無以過之。張衡雖以辭賦著稱，而倡言地動學說，所爲渾天儀，與候風地動儀，尤爲科學偉蹟。蔡邕雖以文章名世，而善言圓率。鄭玄集漢儒經說大成，而旁通九章算術，所著乾象曆，尤矯然傑出。而當時學者，並崇尙節義，效死不移。如漢末太學生，不以禁錮終身，易其節槪，斯其例也。

惟此風氣與守則，東晉後，常以故不克並舉，求其能遠紹由春秋以至兩漢之精博學風與忠貞勁節者，其爲明季東林黨與幾社之諸子乎。東林諸子，於萬曆間，以弘通博大之才，豎大義，析微言，屹然嶽立，發揮前賢學說，所爲詩古文辭，戛戛獨造，自成馨逸。而其人多並精天文曆算與輿地器械之學，所謂溶滙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者，庶乎近之。如李之藻等，不僅能明天文度數，而且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又洞曉製火銃術，於抗敵禦侮，貢獻尤鉅。其相與交遊，如徐光啟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皆同以西洋科學，介紹國人，與吾國昔日科學精神，適相闡發。苟非清初橫受抑制，則中國之自然科學，早駕乎西洋之上矣。而其人皆善爲政論，冀當國者聞而藥之。其出而從政，亦以根絕閹宦敗政爲首要，不以受閹宦摧抑自阻。幾社之始，雖以取友會文爲主，然其人皆砥礪廉隅，重視節槪，於民族國家，忠貞愛護。當清兵南下，弘光北狩，降幡豎於城頭，民命危於累卵。社中諸子，多以大義自任，如夏允彝、陳子龍、何剛、夏完淳、徐世威、張寬、李待問等，皆起師勤王，血戰不已，卒至成仁取義，烈聲震於​700〔700〕寰宇。如徐孚遠、朱灝等，則避地海外，義不臣清，宋存標、顧開雍等，則隱居不出，傳其民族思想於後世。而其人學術造詣，亦足上繼東林芳躅。蓋皆所謂有學有守而有爲者矣。

余昔歲忝教授國立北京大學，每見近日學子，於國家學術文化，多互持異議，非斤斤於中外新舊之爭，卽競競於哲學與科學，或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辯；言志節修養者，則以專門學術爲附庸，言專門學術者，則以志節修養爲迂濶。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於吾國自春秋以至兩漢，及明季東林黨與幾社諸子之以精博學風，與持躬守則，相互發揚者，則日以離矣。竊不自度，因欲於教授自然科學之際，更相與旁涉人文科學之通識，而以忠貞爲黨爲國之大義，與學子相爲策勵；卽遇專習人文科學之士，亦以學術與志節相互發揚之義勗之。其後忝長國立中山大學，與國立中央大學及教育部等，皆秉此設施。仰賴領袖統率指示，與時賢士爲首倡。向之斤斤競競相與爭辯，或相爲輕忽者，漸皆不復持議，所爲著述與行事，亦漸循以精博學風與持躬守則相互發揚之大道共進。余因之盉曉然於中國自昔學者精神之果能可爲無窮發揚也。比二三年間，復兼綜國立中央研究院事，所持之與諸同仁勉力以赴者，亦惟此以學術與志節相互發揚之信念，及期之能愈演進而愈有發明與開創耳。

而門人朱倓女士，於此期間，適治明季學者社黨史事，眼俛不輟。既於東林黨與其他文社，悉爲考據，撰爲論文，茲復詳考幾社史蹟，與社中諸子行誼，爲撰幾社考一書，長十數萬言。凡幾社之創立與演變，及其人之學術蘊奧與忠貞大節，並其相與發明之處，皆提要鈎沉，曲折以盡其蘊。非惟有益於史蹟之闡明，抑且有益於中國自昔學者以精博學術與持躬守則相互發揚之闡明也。朱女士爲友人朱邊先先生女公子，初治數理之學，嘗從余研習地質。繼乃秉其家傳史學，專究晚明歷史。所爲文，皆可觀，而此書尤體大思精，非率爾可辦，信乎其爲女學之優矣。朱女士乞余爲序，余以幾社諸子，於中國學術治化，有特殊意義，且爲余宿所景信，故爲述其所見如此。倘亦邦人君子所爲樂與商榷者也。是爲序。

​701〔701〕蕭宜芬同志預備將戴先生所著的「青年之路」一書翻印出來，分贈中山大學學生，要我作一篇序。這一本書是戴先生於民國十五年冬至十六年秋，在中山大學對同學們的講演詞，當時我正在輔佐戴先生辦中山大學，此中的一部份講演是我曾親自聽見的；講演筆記整理完竣，初版的時候，戴先生曾囑我作序，因爲當時我在廣東，此書在上海付印，時間倉卒，未能照辦。所以我願意藉着此次翻印的機會，補說幾句早已要說的話。

自此書初版至今，雖然業已經過了十四五年的時間，書內所說的事情有很多已經成爲歷史上的往迹了；本黨繼續發展，現在業已普遍於全國，黨的組織也比從前大的多了；國家早已統一，經過了五年的艱苦抗戰，國家的國際地位業經提高了；當年在中山大學聽過戴先生講演的同學們，現在已有很多在社會上擔負着重要的任務了；但是，在現在國家多難及黨的進展當中，有許多情形，與戴先生當時所說的還是一樣，所以這一本書對於現在的青年們，還是很有用處的，尤其是一般學校黨部，對於這一本書必然有殷切的需要。中央組織部早就想翻印出來，分發應用。蕭同志也是當時參加聽講者之一，他預備翻印此書，我眞是十分的贊成。

戴先生反復苦口勸青年們「求知」，他在此書的結論内明白指出「我們過去一切的錯誤和過失，一切無代價的犧牲，都是『不知而又不努力求知』的結果」。因爲他看見當時國內思想龐雜，青年心理流於好高鶩遠，不知國家處境的危險，本黨內也有一部份同志「很明顯地懷疑總理的主張，反對總理的教訓」。雖則總理的遺教，在當時業已全部印行，但是一般人仍然受了「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702〔702〕舊觀念的影響，同志們往往不肯相信自己的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而一味盲從，眞是危機四伏，言之驚心；同時，他又看到在接辦中山大學以前學校中的紊亂狀況和教育界的種種弊病，所以於十六年的冬季，將講演筆記整理彙編，付印發表，給一般靑年閱讀。現在黨國的情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在總裁的領導之下，繼續不斷的奮鬥，已經渡過了當年戴先生所顧慮到的許多難關。但試回想在過去十餘年間，青年所受的犧牲，本黨與異黨所作的苦鬪，種種現象，都是他當時所說過的；尤其自抗戰軍興以來，前方將士正在浴血苦戰，壯烈犧牲，而後方成千成萬的青年，既不去服兵役又不肯安心求學，紛紛的亂跑，接受他們所預料不到的種種麻醉和欺騙；現在雖然這種情形業已大見改進，而一般青年還是不夠安定，學校内可以糾正的缺點還未能完全去掉。有些教育界的人士，信仰不堅，特別顯著的是一般人的求知心理，並沒有進步多少。這些錯誤過失和犧牲，其主要原因也是在「不知而又不努力求知」。在抗戰以前的十年當中，共匪在江西、四川等處，所造成的人口的犧牲，雖然沒有十分準確的統計，但據估計，江西犧牲者八百餘萬人，四川亦四五百萬人，再加以其他各地的同性質的案件，總計犧牲者恐怕要在二千萬人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犧牲的人員總數是二千萬人，我們平白地受到這樣大的犧牲，眞可令人不寒而慄！再看現在北方淪陷地區的情形，在共匪控制的區域以內，人口的減少已到何種程度，雖不得確知，但大體言之，爲數當必不少，倘若不及早注意，預爲之防，則抗戰固然可以勝利，而後患仍將不可想像。此書內所說明末的情形就是不遠的殷鑒，我國人口再因此減少很大的數目，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情！過去有了這樣大的犧牲，並且現在正是大敵當前之際，仍然有很多的人們不知覺悟，甘蹈覆轍，實在令人痛心！

說到「求知」方面，大家尙不知效法總理手不釋卷的精神，不能脚踏實地切切實實地發憤，須知道我國現在離着現代國家的基礎，還是很遠，正需要我們發憤求知，切切實實地把學術基礎建築起來，​703〔703〕了解一切基本的知識，努力吸收西洋的文明，眞正做到總理所說的「學歐洲的科學，我們要迎頭趕上去，不好在後面跟着他」。這樣才可以「把中國民族從根救起來」。現在我們有總理的全部遺教，總裁歷年來給我們的訓示，既有這些寶貴的文獻，這樣組織弘大的黨，和這樣偉大的領導者，寶貴條件一一具備，就應當大家一致發憤，改正一切錯誤的觀念和歷來的不良習慣，在五年餘的奮鬪當中，以多難興邦的古訓，將中華民國造成一個富強康樂之國。此次的世界大戰給了我們一種很大的教訓，使我們曉得了在現代立國是何等的困難，試看強大的法國在三十八天的惡戰苦鬪之後，卽告崩潰；所以我們應當知道現在責任的重大，時時刻刻地要爲國而求知，爲國而犧牲。我們的抗戰建國，雖然日漸接近勝都，接近成功，但瞻望前途，依然是十分艱難，沿江沿海的重要地帶，北起黑龍江，南至海南島，幾乎利被敵人侵佔，全國軍民正在苦鬪，爭取抗戰之勝利與失地之收復。而某種集團，却到處擾亂，時時利用抗戰的機會以發展其組織，阻碍抗戰建國之大業，危害國家民族的生存；當此內外交迫之時，應當如何肅清內部禍亂的根源？如何將敵人逐出國境？如何在戰後眞正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現在的青年要把這些問題時時刻刻地放在腦子裏，安心向學，努力求知，以備對國家民族作更大的貢獻。

此書的第二編是專討論中山大學的問題，中山大學的財政情形，當我們接辦的時候，每月全部經費僅有毫洋九萬元，實發六成金庫券，四成公債；按當時的市價，約合大洋四萬餘元。當時的學校財政諸待整頓，所以大學委員會決定事業費佔經費的半數，並盡力節省雜支，在很短的期間，財政便上了軌道。自十六年下半年起，每月經費增爲毫洋十二萬元，至十九年下半年，又增至十四萬元，事業費應佔半數的標準始終維持，所以能將各科的設備一齊充實起來，例如圖書一項，在接辦時僅有中文書四萬幾千册，西文書三千幾百册，到十九年年底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全部圖書已經增至二十五萬幾千册，其中的西文書佔四萬幾千册，各種中西文定期的學術刊物共訂有五百幾十種；各部份儀器的增加，其比​704〔704〕例也和圖書相差不多。此外還大大擴充並改善了二個附屬醫院，創辦了白雲山一萬幾千畝的林場，和開闢了石碑八千幾百畝的新校址，戴先生在此書內所說的政府特別撥款和海外捐款，後來都未能實現，設備的擴充完全是由原有經費內撙節開支，這是戴先生和我可以告無愧於學校的一點。我所最感遺憾的，是戴先生在此書內所主張的東方民族院和移民科的計劃，未能依照實行，當時並非不知這兩項工作的重要，實在是因爲最初一心一意地整理學校内部，先就已有的各部份著手加強，同時又已經費無多，實在沒有餘力實施新的計劃。以後我因他項職務的關係時常離開學校，十九年，中央任命我繼長中山大學，當時以爲可以專心治理校務，但不久又被調任中央大學校長，所以在中山大學的時候，未能集中個人的全部精神和全部時間，致力於學校的進展。雖然學校已有多少的進步，但總覺有許多應當做的事情，未能作到，以致一切情形還去理想的程度很遠。戴先生在此書的第二編內一再的對我加以勉勵，今日讀之，猶覺慚愧萬分！

最後我希望的，讀此書的青年們，都能依照戴先生在序文內的指示：「時時存着青天白日的心胸，立起萬載千秋的志氣，造成百鍊不磨的體魄精神」，來共同擔負中國前途上的大責重任！

​704〔704〕地理知識與人生之關係，至爲密切。一國之國策、政略、國防計劃、經濟建設、外交運用與其他政治上之設施，以及一般人民之生活方式，泰半與其地理環境有關。卽國際間之離合向背與夫爭執糾紛乃至戰事之發生，亦均有其地理之背景。故地理知識之重要，已隨世界之進化而與日俱增。地理知識之初步爲對於地面情形之了解，舉凡幅員之廣袤，陵谷平原河流海岸線之形勢，城市村鎮港灣要塞之位置，​705〔705〕道路礦山耕地牧場林區之情形，均須有適當之地圖詳細顯示，藉以增進了解之程度；世界一切事業之進步愈速，對於此項地理知識之要求愈大。故地形圖之內容亦因而愈須精密準確，欲求地形圖之精密準確，則非藉助於測量不爲功。

測量之方法及技術，在歐美各國已有長足之進步。晚近二十餘年以來，爲應事實上之需要，並進而採用航空測量，幾經研究，幾經改善，面積之誤差漸減，應用之範圍日廣，是爲測量方法之重要進展；基於測量方法之進步，各國之基本地形圖莫不精益求精，日進於詳密正確。例如德國之基本地形圖原爲二萬五千分之一者，近則另行測製爲五千分之一矣，其幅數共爲十四萬四千，內容之精詳可以想見。由基本地形圖再縮製爲各種尺度之地圖，以供國家及人民在各種方面之應用，地圖之爲用旣弘，測量之實效乃著。

我國古代，大禹導山川，定九州，制貢賦，精密周詳，悉合實際，意其對於山川之形勢，地區之劃分，土地之肥瘠，交通之規劃，及各州之物產等，當有近似地圖之物，以供記載而便研究，似非僅憑簡單之記憶卽克臻此。所惜者，年代邈遠，書無記述耳。地圖之見諸載籍者，據考證所及，直溯至周秦時代，沛公入關，蕭何收秦圖籍，爲劉漢治天下之基礎；晉裴秀發明製圖六體，（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創近代製圖學之原理；唐時疆宇大闢，有海內華夷圖之製；宋元之世，亦代有建樹。洎乎明末清初之際，乃有歐洲測繪方法之輸入，康熙時因以測繪皇輿全覽圖，爲吾國測繪地圖之偉業，惜乎秘藏内府，精究者鮮，效用未彰。

清之末葉，各地方始有正式測量機構之設立，分別負責爲本國地圖之測繪。惟以訓練日淺，技術容有未精，所測製之地圖，準確程度未必甚高。矧陵谷河流道路村鎮時有變遷，已成之圖，復未能隨時複測修正，故應用時輒感與實地情形未盡脗合。至國民政府成立後，測量機構日漸擴充，但以受人力財力​706〔706〕及時間之限制，雖經不斷之努力，其成績之表現尚未能達理想之程度。現有之五萬分之一地形圖，雖係根據實測，而未全部完成；至十萬分之一地圖，則不過彙集調查材料而繪製之，並未應用測量方法，其價值如何，不言可喻。測量事業之未能發展，影響地圖內容之精確，地圖之未臻完美，自可影響一切工作之進行，事實則然，此無可諱言者也。

值玆抗戰期間，以言夫軍事，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也」。又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是故明瞭地形爲軍事上之第一要圖。要塞之構築，堡壘之佈置，陣地之選擇，兵種之配備，軍隊之行進，砲兵之射擊，空軍之偵察與轟炸，斥候間諜與夫降落傘部隊滲透部隊之活動等，無一不需要精密之地圖。其地圖之內容及尺度之大小，並依軍事目的之所在而各不相同；至若出師鄰國或攻入敵境之時，對於精密地圖之需要，尤爲迫切。敵軍侵入我國，每獲其所携之地圖，常較我國部隊所用者爲精密，可見我於測量尙少基礎，影響此次抗戰殊鉅。最近我國入緬部隊對敵作戰之際，據聞亦因地圖之詳確未達需要之程度，而受相當之影響。軍事之有賴於測量，此其明證也。以言夫建國，則凡地政之實施，農田之改進，森林之培植，荒地之墾殖，工廠之建立，商港之開闢，礦產之調查，城市道路及水利工程之設計，以及其他之經濟建設事項，殆靡不藉助於測量。有進步之測量技術，統一之測量法規，劃一之測量標準，及不憚艱鉅之測量工作者，其一切公私事業之進展，必能確實迅速。故測量學術之發達與否，有關於一國之建國基礎者至鉅，尤非可以等閒視之者也。

各國基本地圖之測量，輒須歷時數十年始克完成。以我國幅員之廣大，科學之落後，卽令急起直追，全力以赴，亦恐非三五十年所能告竣；爲今之計，尤宜盡力擴充測量經費，大量訓練測量人才，先將後方各省基本地圖，以精密之方法，早日測成，俾適應非常時期之特殊需要，此誠刻不容緩之事。

余前有見於測量學術之重要，而國內各大學中，除一部份科系講授有關之測量課程外，尙鮮特設測​707〔707〕量專系以宏造就者，民國十八年夏，乃於中山大學評議會提議增設大地測量系，因不克親自出席，未獲通過。嗣又在浙提議由省府補助浙江大學設立測量系，十九年該校復將此系裁撤併入土木系。二十一年承乏教育部，爱命同濟大學工學院添設測量系，迄今十載。畢業學生已有五十餘人，雖爲數非多，但於測量學術之研究及測量事業之提倡，自當不無小補。測量工作之重要也如彼，測量事業在我國之未臻發達也又如此。倘各大學能在可能範圍以內增設斯系，連鑣同軌，協力共進，則測量事業前途之發展，必有不可限量者矣。

​707〔707〕有人說教育是「文化延續」的方法，有人則以爲教育的本身就是「文化延續」。無論就那一種說法來看，教育對於文化總是有密切關係的。而文化延續又是人生活動中一種極爲重要的功用，也可以說，是人生活動努力的主要目標。所以教育活動和人生是不能分離的。有人生，就不能沒有教育。因此教育問題是人生問題中最重要的一個，也就是人生所企求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從一部整個的文化史中，我們隨時隨地，可以尋找出許多這樣的例證。

一般的看法，對於解決教育問題，總是着重在「方法」的方面，不是主張變更學校制度，就是提倡改進教學方法。學制和教學方法的改進，固然可以幫助教育問題的解決，不過專從這一方面入手，仍是有些不夠的。學制變更，方法改良，都是一種活動，這種活動一定要有一個適當的主體，才能有所寄托，動作起來。因此，我們於解決教育問題的時候，應當特別注意師資的訓練。有了良好的師資，學制的變更和教法的改進，才有意義，才會發生作用；所以師範教育是一般教育的基礎，師範教育有辦法，​708〔708〕一般的教育，才會也有成績。

對於師資訓練，若只是注意到知識傳授的方面，卽專門注意教師將來教授各項科目時能力的準備或是敎學方法的研究，而對於教師本身的陶治，卽教師人格的培養，有所忽略，卽是一種很大的錯誤現在大家極力主張敎師職業專門化，但是一般社會大都不能瞭解敎師職業的正確性，更不曾認識教師職業的特質。「職業」的本義，並不像一般人所解釋的那樣簡單。在德文裏，職業(Beruf)一詞的原義，卽含有爲神服務的意義。現在一般人都以爲職業只是解決個人物質生活的方法，確是一種誤解。在各種職業中，對於職業的原來意義，怕是只有在敎師職業中保存的最多吧！敎師的責任，是要把當代業已形成的文化體系，介紹給下一代尙未成熟的兒童，藉以培成繼續發展的基礎，也可以說是要把一切個性差別的兒童，適當的納入已有的文化體系之中，助其身心兩方的平衡發展，藉以推動文化的繼續進步。這種工作，從歷史上看，不能說不是一種「繼往開來」的工作。師資訓練，固然是一種專業的訓練，可是這種特質，是不應忽略的。

教師在人生各種「類型」中，是屬於「社會型」，所以敎師的人格中，必須具有一種「教育的愛」所謂教育的愛，乃一種純粹「施與」的愛，其在價值估計中，是超過「親子的愛」與「男女的愛」。教育的愛是純粹的「施與」，並沒有「接受」的意義。一般的愛，是被動的，是發生於所愛的對像本身之價值。卽所愛的對像愈完美，愛的程度愈增加。至於教育的愛，則並不發動於所愛的對像本身方面已有之價值乃發動於主觀方面的一種創造的意念，卽要把本體尚未十分成熟，價值尙未十分顯著的對像，設法使其漸漸的完成起來。一般的愛，多是相對的，正如裴斯泰洛齊所說的，「有所愛，就有所不愛」。至於教育的愛，則是以人類爲愛的對像，而無所不愛的。教育的成功，在於教師人格的養成，而教師人格中最主要的成份，就是這種教育的愛。(Pädagogische Liebe)​709〔709〕在教育活動的進行之中，敎師的教學能力固然重要，可是教師的人格感召，更爲重要。過去一般談師範教育的人，有些竟看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後者，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王文新君所著的師範教育概論，除了比較的觀察，歷史的敍述，以及各種師資訓練的實施辦法之外，能首先就「敎師的本色」特加說明，這是很有價值的。這不僅是從事教育實際工作的人應當注意，就是在作教育理論研究的人，也值得參考。希望這本書在討論與改進師範教育的運動中，能夠發生相當的影響。

​709〔709〕蔡子民先生爲一代大師，他的思想學問道德事業均足以垂範士林，楷模後世，所以早就爲羣流所景仰；不過除了蔡先生的門生故舊及一部份曾經得親韾欬或瞻仰豐采的人們而外，現在仍然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大多數的青年，未曾得到望見顏色的機會，因而對於蔡先生的一切，終覺知之未詳。當然將來黨史與國史裡面一定要爲蔡先生立傳，以便垂諸久遠。在目前最好能將蔡先生的生平，就各人所知，儘可能有系統的以文字敘述出來，一方面可以爲將來作傳的資料，一方面可以使閱讀的人們，對於蔡先生的偉大，得有更深切的了解。傅孟眞先生曾說編輯蔡先生傳記的資料是他的志願（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重慶中央日報所出蔡先生追悼紀念特刊），國立中央研究院並曾決定由傅先生所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負責蒐集整理及印行蔡先生的著作，及有關蔡先生生平的資料，因爲在抗戰期間不易廣事蒐集，率爾操觚，恐多遺漏，所以至今尚未印行。

​710〔710〕聞蔡先生在南京時，曾有手訂年譜稿，但從未出以示人；移居香港後，仍在進行續寫，究竟是否已經全部脫稿，雖不得而知，但按時間計算，當已寫成十之八九，或者業已全部完成。當蔡先生逝世之後，同人等曾請蔡夫人將原稿檢出，以便付印，蔡夫人因傷痛之餘，不忍檢視遺物，所以遲遲未果；如果此稿，未於客冬香港陷落時遺失，將來付印行世，實在是一部最值得珍貴的書籍。

以前蔣竹莊先生曾寫有一篇「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黃世暉先生曾寫有一篇「蔡孑民先生傳略」，王雲五先生曾寫有一篇「蔡子民先生的貢獻」，蔡先生並曾自寫「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與「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二文。上舉各文雖有詳略之不同，但都是敍述蔡先生的事蹟，蔣文所述至民元而止，黃文所述至民七而止，王文袛就蔡先生四十八歲以前及五十九歲以後的事蹟，略舉其犖犖大者，蔡先生自寫的兩文，雖是敍述到民十六七年，惟以有關教育的事情爲限，其他未曾詳敍，所以都未能概括蔡先生的一生。黃文的內容係得自蔡先生的口述，從蔡先生的幼年時代敍至大學校長時代，簡繁得當，亦有系統，將蔡先生的一生，已經敍述了十分之七（一八六七一九一八）。高君平叔繼續寫成一篇「蔡子民先生傳略（下）」，從民八敍至蔡先生逝世之日（一九一九一九四），補足了黃文所未述及的十分之三，合之黃文，恰好完成一部自始至終的傳略。

現在高君擬將上述的六篇文字合印一册，總名之爲「蔡子民先生傳略」。既曰傳略，當然不能是既詳且盡，所以依然爲將來留得不少補充的餘地，並且除了本書所敍述的以外，蔡先生的軼事，也有散見於其他的紀念文字中的；但就是這樣，已經足夠使讀者對於蔡先生的生平，得到正確的整個的了解，並加深其景仰的程度了。

​711〔711〕地理之用於爲政，由來久矣。自夏禹敷土，奠山川，圖九州，制貢賦，中華民生，始告安定，而一切應政，乃有所設施。周禮制地官、土會、土宜、土均之法，以辨物生，阜人民，歛財賦；職方氏掌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沛公之入咸陽也，蕭何獨收圖籍，以藉知天下之扼塞戶口。是地理爲樹國本基，早有徵實。後此歷朝專史中之方輿篇，及各州郡縣之地誌，類皆縷述一方之山川風土，地產人物，兼能明其變革與興廢，逐代增修而無間。斯誠絕佳之歷史地理，爲歐美各邦所無，而我國獨擅者也。

自晚近泰西學術東漸以來，情勢驟變。各種新輸科學，國人炫於奇特，多感興趣，研討已頻，進步自速，始爲關乎紀錄的科目，如地質，如動植物，繼而如數理化，皆日新月異，有所貢獻。卽就地質學一科而論，經廿餘年來國內學者之不斷努力，在研究與組織兩方，皆大有改進，而國內公私各大學之有專設「地質學系」者，亦與年俱增。唯「地理」一門，反遭遺棄，寧非怪事？

民國六年當余供職北京大學時，該校已設「地質學系」，而尙缺地理。苟就本人所學而邊加推斷，則以爲必將乘此揚地質，而抑地理；祗因多年痛感地理對於當前建設之重要，而獨被忽視，豈能私爾忘公？故乃有向蔡子民先生增設「地理學系」之建議。後此十年中，國家多故，前此提倡，在海内各隅，終乏同響，每一念及，不無悒悒！

迨至民十六年在粵中山大學時，該校亦已設地質而未增地理，並無例外。爲趕速培養此項人材，藉償宿願計，乃一面派遣畢業生遄赴歐西學習；第以當時尙無地理系之學生可派，故權以畢業於有關學科如經濟、歷史、地質等系者充之。一面則與戴季陶先生聯向中央建議，主張國立各大學，皆應於理學院​712〔712〕內增闢地理系；最低限度，亦應於華南、華中、華北之三領袖大學卽中山、中央、北大內，首先開設。而中山大學之地理系逐於十八年秋組織成立，並置免費學額，以資鼓勵；唯師資一項，則不能不暫借助於他山，遠致德人，主持其事。

翌年，調長中央大學，旋將該校文學院中之地理系，改屬於理學院，以符前議；同時增聘一奧籍學者爲敎授，專任自然地理，以訓練學子野外工作之技能。前此抄襲圖表，空談強記之風氣，爲之丕變，而新地學之在我學術界中，乃稍露頭角。是余對於斯學之提倡是余對於斯學之提倡，而欲早樹其基者，十餘年來，實未嘗一日忘懷也。

自九一八事變後，我政府惕於外患之日深，非速謀安內，異日無由以言攘外。而國防經濟建設，乃解決國計民生之要圖，故邇來對於交通與實業兩方之策進，不遺餘力。余因鑒於擧辦建設之必須先作實地考察，而從事實地考察之必須無數地理專材也，故於民二十二年主持派送中英庚款會第一屆留學生時，復有地理名額之規定，以後相沿無廢，亦因國內尚缺地理學系之畢業生，故凡出自有關科系者，皆得應考。夫以地理專材之急需已如彼，而國內專材之缺乏又如此，據需供常理而推測，以此目前僅有之二三地理系，其畢業人數，卽令陡增數倍而至數十百倍，或仍感其供不應求，而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屈指可數之地理專材，竟每發生就業問題，甚或被迫棄其所學而他就，豈不大可惋惜？暇嘗一再探究其原由，無乃地理教育機關，因格於課程分配，未克專致於實地工作，多謀表現，以引起社會人士之注意，有以致之與？是則籌設一純粹的學術機關，擧辦區域考察以爲全國倡，誠爲當務之急。幾經商討，終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中，籌撥的款，創辦「中國地理研究所」，於二十九年（去年）秋，擇地北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中，籌撥的款，創辦「中國地理研究所」碚，正式成立。一載以還，所中迭選數批人員，分赴川北及陝隴各區，從事初步考察，並將其經過所得，公諸季刊或專報，藉供切磋與資採。尤願我政府與社會人士，今後認識彌深，贊助彌切；而所中同​713〔713〕志，更能感奮淬勵，多所成就。抗戰建國，有厚望焉！

​713〔713〕史稱：大禹痛父功不就而被殛也，在外焦心瘁形者凡十三年。躬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撵，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後收天下美銅，鑄九鼎，象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諸法制，以示久遠。斯誠開他日實地勘測之先河，而輿圖之用於爲政，亦自此始。明太祖平元後，鑒於土籍紊亂，由於田畝之未經實測也，故派遣專員，履畝而丈，重釐經界，辨其原隰墳衍肥沃瘠鹵，而登爲實册，是名「魚鱗圖冊」，爲後此核徵田賦之根據。清康熙間，因得外籍教士之協助，大批人員分赴各地，應用大三角測量法，以實測帝國版圖之廣袤，其範圍遠及蒙疆邊徼，規模至爲宏偉，先後工作三十餘年，終乃完成「皇輿全覽圖」，我國地圖之有經緯線者，此爲創擧，而各州郡縣之「魚鱗册」因得進一步的改正，對於土地利用、土地行政及國富增加，貢獻絕大。是我先代帝王之重視「測量」，及其已成偉績，非特不遜乎歐美，甚且超而過之也。

自康乾以後，測量事業，忽告中斷。迨至清季歐風東漸後，乃有陸軍測量學校之興設。民國肇興，各省測量學校次第成立，初等測量人員，誠造就不少。唯是批人材，皆爲技術的，並非學術的，測量事業，固因之逐漸推展，但對測量學本身，則仍絕少裨益。民國二年，蔡松坡氏在北京創設經界局，以主辦田畝清丈，其性質有類今日之地政局；復設高等測量學校，第一期畢業七十餘人，我國之有比較高級測量人員自此始。第僅辦一期，旋告結束。大地測量之學術研究，遂又如曇花一現。

民十六年，當余主粵民政廳時，因鑒於推行應政，必須先有土地之確切認識，而土地之確切認識，​714〔714〕復有賴於精詳之圖册也，故有擧辦航空測量之計劃。旋因人事更變，卒未實現。民十七年，主浙民政廳時，復規劃利用航空測量，測量河道，以興辦水利，並擬繼續以測量全省土地，應用於地政，乃于十八年以鉅資向海外購備飛機及測量與製圖儀器，一面延聘一批奧籍技術人員，積極其事。且以彼時仍兼中山大學事，並向大學評議會交議增設「大地測量系」一案，以冀訓練專材與實地工作能分途並進。惜因本人留浙，未獲親與校中同事溝通意見，又値校款支絀，該案逐未獲通過，終成遺恨。無已，乃轉向浙省府以辦理地政須測量人材爲理由，請省府指撥專款，在浙江大學工學院內，增闢一「大地測量系」並聘省府延致之奧工程師爲教習，加緊訓練。豈料「政因人廢」，翌年因余離浙省，水利局工作固然立陷停頓，卽浙大之大地測量系，亦忽被取消，該系學生被迫轉入土木系。余因痛惜年來倡導培植之苦心，未能獲得一般社會人士之了解，而又不忍覩此多方羅致之專材與工具，遽邇放棄而前功盡廢也，乃親就商於委員長，幸蒙准轉撥於首都之全國陸軍測量總局，繼續工作，以奠我航測事業之宏基，差堪告慰。

民國二十一年長教育部時，復擬在國內各主要大學增設「大地測量系」一面則與參謀本部會商俾該系學生，能與陸軍測量局取得密切之聯繫；在學時常有實習之便利，出校後易得工作之機會。此意又得黃慕松先生之極力贊助。乃先在同濟大學開設「大地測量系」，並向德國方面募得一批寶貴之儀器，擬以該校爲試辦，然後逐漸推擴於他校，以應他日全國實施新地政之所需。

民二十二年主持派送中英庚款會第一屆留學生時，亦有「大地測量」學額之規定，第二屆乃獲選四名赴英。惜因島國學校對於高等測量人材之訓練方式，有殊於大陸各邦，選送之學生，難得在大學深造之機會，我國與英方當局，皆覺遺憾，後此卽未續派。

然自抗戰軍興以來，後方建設，加緊進行，在在需用測量專材，借助他山，終非久計。爲謀根本解​715〔715〕決，必須在國內成立可供深造之研究機關。祗因限於經費，昂貴儀器之採購，一時非易，無已，乃於二十九年秋創辦「中國地理研究所」之際，於所中特闢一「大地測量組」，以肩負訓練高級測量人材之當前鉅任。苟社會人士，因感於斯學之重要，於精神及物質兩方，多予援助與扶助，俾能早日擴大組織，另立機構，以克充分實踐其職責，則又幸甚矣！

​715〔715〕國家構成之要素有三：土地、主權、人民，此三者中，尤以主權爲最重要。慨自鴉片戰爭失敗，締結中英南京條約以還，辱國喪權，變本加厲，吾民族呻吟憔悴於不平等條約之下，已百年於玆矣！滿清政府，因循苟且，粉飾虛張，其人民愚昧無知，鮮能遠慮。列強以最惠國條款爲藉口，相率效尤，得寸進尺，竟使吾國之國家主權，國民生計，俱淪於次殖民地之地位，而莫由自拔。政治陷於割裂，經濟流於偏枯，社會趨於黑暗。「堂堂華夏，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國格喪盡，廉恥淪亡，追維疇昔，能不慨然！

總理領導革命，蒿目時艱，見鯨吞蠶食，已接踵於當日，而瓜分豆剖，復堪慮於目前。乃以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國家獨立自由之主權，爲實現主義之先決條件。畢生奮鬪，未嘗稍懈，彌留之際，猶復以廢除不平等條約叮嚀致囑，勗勉同志。本黨繼承遺志，致力國民革命，卽以解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爲對外政策之基本原則。二十年來，恆以百折不撓之精神，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此目的，並濟之以全國一致，不辭任何犧牲之決心。迨七七變起，我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頓受最大之威脅。總裁迂衡時局，千鈞一髮，和平已告絕望，犧牲無法避免，乃統率全國軍民對日抗戰，經數年之艱苦奮鬨，獨​716〔716〕力撐持，卒粉碎敵人速戰速決之迷夢，而使各友邦人士深刻認識中國民族力量之偉大。及太平洋戰爭爆發，我國加入同盟，而與美、英、蘇各盟邦並肩作戰，由是各盟邦對我之認識，更隨抗戰之發展而加深。爲增進中美、中英間之密切友誼，爲明示反侵略戰爭目的之所在，美英暨各盟邦乃先後自動放棄其在華所享有之一切特權，而與我改訂平等互惠之新約。故此次新約之成立，不惟解脫我國百年來之桎梏，且對世界，對人類之平等自由，建立一座最光明之燈塔。在近世歷史上，實具劃時代之意義。

不平等條約之桎梏吾國，蹂躪吾民，奇恥大辱，歷時百載；經本黨五十年繼續不斷之革命流血，與我總裁領導全民發動神聖抗戰，積五年半之犧牲奮鬪，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之沈痛歷史，一變而爲不平等條約撤廢之光榮紀錄。忍辱負重，披荆斬棘，誠不知經幾許艱難也！不平等條約之撤廢，既如是其艱難，吾人應如何精勤刻勵，珍視此種收穫。全國上下，戮力同心，共向革命建國之大道邁進，努力於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五項建設，奠定我國家民族永久生存之基礎，以爭取眞正之獨立平等與自由。

葉祖灝同志近編著廢除不平等條約一書，對不平等條約之歷史與內容，以及本黨五十年來廢約運動之經過，闡述頗詳，當爲國人所樂觀也。故樂爲之序。

​716〔716〕民國二十一年春，余接長教部，以年鑑之重要，因發起編纂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經數十同人之努力，積時年餘，始克蔵事。迄今已十五年矣。三十三年多，余再綰教政，鑒於年鑑之未續刊，國內外教育學者與夫從業教育文化者，無以爲研究參鏡之資，因囑編次第二次年鑑。中經勝利復員，稍有稽延。​717〔717〕今已哀然告成，其喜慰爲何如耶。

慨自國民政府成立二十年來，我國教育科學文化均在不斷興作改進之中。抗戰前十年，充實大學內容，加強學術研究，訂頒課程標準，釐定義教制度，各級教育，俱有甚大進步，其蓬勃之氣象，殊爲實施新教育以來所罕見。方期繼續發展，以達到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之鵠的。乃遭日本侵略，各級教育文化機關，俱受摧殘，而有曠古以來整個教育文化之大遷移。抗戰八年間，我全國教育科學文化界人士，冒危難，耐勞苦，淬勵奮發，維持全國教育文化於不墜。發揚民族意識，推進內地文化，憑戰時僅有之貧乏物質，而自覺自力以適應教育上之需要，其堅苦卓絕之精神，非僅可歌可泣，足爲後人景仰，且亦足以動國際之觀聽，供盟邦之借鏡。是故綜合性之敍述記載，尤不可少。

世界各國纂輯教育年鑑，體例繁多。或偏於論著，或偏於記述，或以比較教育爲主。本書之作，則重在原原本本說明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之教育實況。其中材料，多銜接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間亦有追敍至清末，所以竟原委，明變化。舉凡政策、制度、經費，以至各級教育之編制組織，師資設備與課程內容，莫不條分縷析，作有系統之著錄。本書之成，適在行憲開始之年，故其內容，實爲訓政時期教育文化之總錄。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爱識數語，以弁其端。

​717〔717〕要談中國童子軍事業，我們當然不能不提到那位創始的嚴家麟先生。自從民國元年，他在武漢首先倡議，振臂一呼，有些學校紛起響應，自動組織，十餘年間，就遍及全國各地。在那時候社會情形之下，能夠迅速發展，奠定初基，也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都是嚴先生和他的同志們，努力不斷的結​718〔718〕果。不過當時的組織，還偏在學校裡面，理論和辦法，只是根據英國那一套的。至于後來組織的統一，體制的完成，和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的建立，那就不能不歸功於這位戴先生了。

戴先生把童子軍事業看做教育上一件根本大事，能夠辦理得好，眞可以挽救民族的厄運。十五年冬，在廣州中山大學，就時常和我談起，的確有他獨到的見解，整套的理論。十七年，他在中央訓練部長任內，就成立中國國民黨童子軍司令部，請國家元首任總司令。後來爲要完成體制，使它成爲社會團體，改稱中國童子軍總會。他希望這個團體能與教育部發生密切關係，而我當時適在教育部任內，因此，要我主持總會籌備事宜。不久，他又看到種種困難，需要他親自擔任，所以我又襄助他籌備。總會成立後，他任副會長，請今總統爲會長。實際上他把這個職務，看得比考試院長還重要得多。因爲要把全國國民眞正教育得好，必得從兒童青年着手，而考試院只限于選拔成年的幹部。所以行憲以後，他儘可辭去二十一年的考試院長，而對于童子軍總會這個職務，却願以抱病之身，力疾爲之。惜乎天不假年，齎志以沒，眞是中國童子軍事業一個無可補救的損失。

二十餘年來，他對童子軍事業的言論，除了發表的文章和演講之外，還有許多稿件和散見於私人函札之中。八年抗戰，繼以戡亂，一再播越，散佚不少，該篇所輯，還是靠陳伯稼君個人所搜集的，雖然所存不多，亦略見大概。尤其理論方面，舉一反三，必可供準確指導的原則。日前陳君來說，努力童軍事業二三十年的徐觀餘君，編輯戴先生此項言論，並且要我寫篇簡單的序言。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先後亦二十餘年，當然情無可却，但自問努力不夠，沒有貢獻。執筆書此，實在慚愧得很。唯望此册出版以後，所有全國從事童軍事業的同志們和童子軍青年們，都人手一編，仔細研讀，在從事童子軍事業的同志們，能繼承戴先生的遺志，努力不懈，終身服務，在童子軍青年們，也能堅守誓詞，躬行實踐，做到「一日童子軍，一世童子軍」，這樣，國家才得拯救，民族才得復興。

​719〔719〕在人類精神生活的範疇裏，道德的本體與其價值，從哲學或社會學的觀點看來，實比法律爲博厚優越。但若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研討，道德的功能與其實效，非有賴於法的力量的支持，不足以濟平實與恒久的。

德治與法治孰爲優異，久爲儒、法、哲、政諸家辯論的一個主題。美國現代以「科學的哲學」爲標榜的雷程巴哈敎授(Prof. Hans Reichenbach)，在一九五一年出版的「科學的哲學之興起」(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否定過去崇尚玄想的哲學，但亦深研道德的涵義與倫理的功用。依數理哲學的邏輯，滲合唯物史觀的概念，他分析各種道德義蘊，承認其相當的價值，而歸納到權勢的重要。義大利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或稱與美國的仙泰耶那，英國的羅素，同負盛名。克氏嘗精研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學說，而明察其偏弊，在一九四九年刊行「我的哲學」(My Philosophy)，於抨擊共產主義之際，強調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認此爲維護人類自由的主力。他嘗倡導「賢人政治」(Politics by elites)，盛稱奇傑之士領導羣衆，創造時勢的重要性。然而他並高唱民衆享有自由，此爲不容破壞的天經地義。因此，他一方面擁護領袖的制度，又一方面倡導民權學說；外表似乎矛盾，實際上則主張兩者均應以道德爲在朝操行權力和在野享受權利的準繩。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學說，博厚精闢，在發揚中國固有的道德上，他認此爲恢復民族精神，改進民族生活的必要途徑。在實施現代政治，建設現代國家，由扶植民權以暢行民治方面，認爲是「五權之治」的首要。因此，從大體看來，國父學說的中心，是調和道德倫理與民主法治的精義，以使由理論到實踐​720〔720〕成爲現代最崇高的哲學思想。在使國家富強民生康樂的大目標上，則以權力強制來完成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的兩大任務。

國父遺敎旣極淵博精深，世人恒由於「見仁見智」的不同，每多偏重三民主義等書中的哲理體系，或政治思想體系。甚而致於因推重國民經濟建設的重要，不僅以「民生史觀」爲民生主義的理論基礎，並以此爲整部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但對於國父學說中的法理體系，學者似尙少致力研討。

總裁爲闡揚國父遺敎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特別指出：民族主義本乎情，民權主義本乎法，民生主義本乎理；並循社會進化的定律，指明以「天下爲公」的大道爲改造社會的基本法則，與實行革命的最高理想；同時昭示屬於道德的「情」，屬於智能的「理」，屬於規律的「法」，三者必須兼顧的要旨；更在實踐方面訓示兩個重點：(1)法律與道德觀念如何協調措施,(2)民主與法治理論如何配合運用。因此，由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而進求明體致用，兼求五權憲法與建國方略等遺教，一一見諸施行，實爲尋求遺教中法理體系的寶貴指示。

美國學者林白樂博士(Dr. Paul M. A. Linebarger)，受其父林百克法官贊助國父革命的影響，於一九三七年刋行「孫逸仙博士的政治理論」(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Dr. Sun Yat-sen)，亦盛稱孫先生的民族與民生兩主義的理論基礎，乃在中國固有的道德或倫理觀念。在世界學術的觀點上，柯卡爾敎授(Prof. Francis W. Coker)認爲國父的學說，雖含有西方「實驗的社會主義」的成分，但由於道德觀念之濃厚，毅然決然否定「唯物史觀的經濟鐵則」，摒斥階級鬪爭的落伍暴行，而以仁愛爲本的和平互助，以達社會的生產分配和享受的公平，更進而致於世界大同。

陳恩成博士嘗先後就讀於吳經熊與麥克納特(Dr. Roland L. Mcnitt)等名公法學者，久習憲法與法理，並致力於新聞事業垂二十年，近復抽暇敍述古今中外哲學與政治諸家的要論，以闡揚國父學說​721〔721〕的法理體系。可以說，是一種值得敬佩的艱苦的嘗試。

陳博士善就其所學以闡揚法理，從民主法治而兼論道德倫常，敍述其中協調一貫的旨趣。使讀此書者，非僅領略法律與道德的眞諦，並進而認識國父學說的精深博大。儒家的道德觀念會使我們國家立在一貫堅實的倫理基礎上，使社會秩序井然，民族精神強固；雖有些方面守舊與偏狹爲其缺點，但此原非孔孟學說「日新又新」，「己立立人」的本旨。在實質上，民主自由的精義，與四維八德的困知勉行，由格致誠正以達修齊治平，原爲儒家政治理論的中心，事實亦已證明其爲二千多年來，保持國族的最大精神力。自周末以迄於今叠經外寇侵略，我中華民族均能秉承傳統的道德觀念，發揚堅貞的民族氣節，或英烈抗敵以成仁，或忠勇革命以復國，並使外族悅服，或歸於同化，這都是固有的道德力量之偉大表現。

就歷史的印證可以肯定的說，縱然舊的政治機構已有變易，原來的文物制度已遭外力侵蝕，社會與經濟組織已受外力破壞之後，中華民族所賴於生聚教訓，抗敵復國者，實在是深厚的國民道德，並由此而發揮的強大精神力量。這證明道德觀念深入人心，決非異族的恐怖政治與其酷刑暴法所得而摧毀。另一方面，此普遍深厚的道德力量，實是我中華民族綿延光大的精神原素。

至於應變扶危，圖強致富，則道德之力或有時而短，而法律之治乃能以嚴密的制度，剛明的紀律任人則去腐除惡，遇事則循名核實，濟之以適當的刑賞，以齊一天下之動止，所以易收撥亂反正的效果。道德觀念將更導此法治思想於「天下一家」的大同盛景，以博愛互助而求人類福利之普遍享有。由此可知道德與法律不能偏廢，實應相濟相成。這是國父學說的法律體系中一個主題，如何修明道德，昌明法治，以摧毀寇仇，以實現三民主義，我海內外同胞當一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