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獻詞與緣起

​1〔1〕朱騮先先生以其特出的聰明才智和過人的精力，一生擔當過多方面的繁重任務。他的經歷，除了與中央研究院的關係連續達三十多年之外，在教育方面，歷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山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並兩任教育部長；在行政方面，歷任廣東、浙江兩省民政廳長，交通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英庚款董事會（隨後改爲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董事長；在中國國民黨黨務工作方面，歷任中央秘書長、中央組織部部長；此外，並主持過許多社團方面的工作。

朱先生以一位地質學者，先後綜攬那麼多不同性質的工作，其能耐實在是無法想像的。但他不止是一一擔當了起來；更爲難能的，他在每一個工作階段，當時都表現了蓬勃的朝氣，突出的型態，而且沒有一處不是績效昭著，留下極有價值的規範的​2〔2〕一些曾經跟着朱先生工作過的朋友們，每於追懷到朱先生一生近於傳奇性的治事績效時，雖然從不同的角度，間有不同的看法，卻有一點是衆意僉同的：朱先生是一位眞正具有科學精神，並且眞正能運用科學方法於事業的典型人物。因爲朱先生在服務公職的四十餘年中，一直以其踏實的科學修養，本着充分的科學精神，透過精密而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主持每一階段的繁重工作，所以能事事有成，事事有輝煌的績效。關於這點，我們不難就他的生平事跡中擧出一些實例。

一、民國十六年十二月，朱先生就任浙省民政廳長。其時，因北伐軍剛進展到浙江，省政百弊待除，百廢待擧。朱先生就事之初，迭次邀請專家到杭州會同地方人士規畫各項設施，制訂方案，並親自到各區各縣巡視，瞭解實況，廣徵意見。他在任三年之内，做成了幾件重要的事：一是辦理土地陳報，並開始辦理土地清丈，實行二五減租，籌辦土地改革；一是發動戶口調查，辦理地方自治；一是刷新人事制度，擧辦了三次縣長考試，籌辦移民東北。此外，又創辦了一個警官學校和一個地方自治專科學校，這兩校的校長都是朱先生自己兼任的。那時浙江推行的二五減租，其實質與現在臺灣的三七五減租完全相同，土地改革的績效爲各省之冠。但各省只知派員觀摩，不能模仿實施，這一項良謨善政，不能推行於全​3〔3〕國，實在是非常可惜的。朱先生採德國制度，設校訓練警官，效果特別良好；所育成的警察人材，其後不少爲中央及各省所延用，以推行警政，就如臺灣光復以來，警政方面的高級主管，也有好多位是浙江警校出身的。

二、民國二十年春天起，朱先生兼任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英庚款的數額不太富裕，但在他的擘畫主持下，對國家的建設和教育，有過充分的貢獻。全國極大多數的鐵路都經這個董事會投資協助，或以之添購設備，或以之興築路線，粵漢株韶段二百四十英里，就是全受英庚款撥助築成的。其餘水利、電訊交通和電氣事業，也都獲得英庚款的很多補助。在教育文化事業方面，多半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得了這項資助，更不用說。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圖書館在南京的全部建築費用，也都受助於英庚款。此外，關於培植科學人材方面，曾考送留英公費生九次，共計一百九十餘人。

三、朱先生當年在廣州創辦地質調查所，並借重一些外國教授來華，建立中山大學的醫科和地質、地理等學系，奠定了南中國醫學和地學人材培育的基礎。他在教育部長任內，於增設許多大學、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之外，先後創設了國立編譯館、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院，也制訂了各項重要規章。這一些，是他主要的盛跡嘉猷，在教育年鑑上記錄具在，至今三​4〔4〕還是爲知識界所津津樂道，本文中不能詳敍。在這裏，我祇想順便提到或爲世人所不盡知道的一件往事。

臺灣光復以後，朱先生因看到臺灣大學的特殊重要性，早就有意請傅斯年先生擔任臺大的校長。但當時臺灣的行政主管，卻一味的堅持私見，再三電呈當局，推薦一位留日的工科敎授主持臺大。朱先生奉到當局交議這件事，很爲躊躇，延擱了一段時間，沒有簽報。在末了一次交下的省方電報上，當局已批准了那位主管的推薦；但朱先生仍是猶豫着沒有發表，希望還有改變的餘地。不意隔了幾天，那位被推薦的工科教授，竟找上教育部部長室，將臺省主管轉告他奉准接任的電報遞給朱先生，催請發表。至此，朱先生纔感到木已成舟，不得已而發表了那位工科教授到臺大去。可是，隨後臺省情況變遷，朱先生終於達到了請傅先生出長臺大的心願。

四、遷臺以後，朱先生以全部精力貢獻於中央研究院的重建，在民國四十年到四十五年之間，常因申請購地經費、建築經費和充實各研究所的經費，向歷任行政院長喋喋函商，始而婉轉陳詞，終而慷慨力爭，常爲對方所不諒。他的銳氣，依然是一如往昔。

就上述事跡，我們已足夠認清朱先生擇善固執、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同時，也足夠瞭​5〔5〕解朱先生在辦事的程序上，如何的重計畫、守原則、有決斷、講求組織與分工合作，無時無處不符合基本的科學方法。

從朱先生逝世以後，關於怎樣永誌紀念的問題，一些好友與後輩曾交換意見，都覺得有兩件事急須進行。第一件是如何設法維持朱先生當年艱苦創辦的「大陸雜誌」繼續發行。第二件是應該將他發表過的言論整理印行。但「大陸雜誌」的出版經費，除了仰仗原有若干方面的資助，並自六十二年起獲得中央研究院的勉力協助之外，還沒有能增加其他財源；在此印刷成本繼漲增高之際，維持更爲困難，可以想見。至於第二件事，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整理朱先生個人檔案的過程中，經王聿均所長的明智決定，工作同人孫斌先生等的共同努力，已經將言論部分按十四個類別編輯成集，卽可由研究所趕印出來；這實在是十分可喜的。

寫到這裏，想起民國五十一年秋間的一段往事。那時，朱先生住在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這一次不是他常患的胃病，據醫生的診斷，是心臟情形不好。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與朱受頤兄到醫院探望朱先生，我們進了病房，走近牀前，只略略的問候了一下，沒有多打擾他。接着，我們退到窗邊坐下來，跟他的親屬隨便聊聊。沒一​6〔6〕會兒，朱先生突然對我做手勢，表示在喊我。我重復走了過去。

「你把我在中央研究院多次聚會中說過的話，查查檔案記錄，整理一份給我。」他輕聲地這樣吩咐。

纔過幾個月，朱先生就與世長辭，我一直沒有遵他的切囑，做成這件事，現在看到近代史研究所印出了他的言論集，實感到無比的慚愧與內疚。

朱先生生平的言論，當時隨時發表而沒有留存於他的個人檔案的，一定還不在少數。所以這一本言論集的内容，當然不是頂完整的。但在它出版行世以後，我們可以想像，凡是跟朱先生接近過的友好與學生晚輩，將可藉此回憶到朱先生的行誼風采，恍如晤對，而後之來者，也可藉此以共仰朱先生的學問道德，更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其次，朱先生在德國柏林礦科大學及柏林大學進修研究時期，所陸續發表地質學方面之論著多篇，原均連同部分書籍（大部分地質圖書約四千多册，早在民國廿一年辭去兩廣地質調查所所長兼職時，贈給那個調查所）留存於箱篋中，不意於對日戰爭結束後，由重慶將行李交輪船東運途中，隨船沈沒於三峽。這次編印言論集，不及向外國有關機構請託，在舊刊物上搜集幾篇朱先生當時撰寫的學術論文，一併列入。這也是美中不足的缺憾。

​7〔7〕民國五十二年初，朱先生喪事期間，國內外報章對他爲國家社會的貢獻，都懇致表彰之詞。那時徵信新聞的悼念文有一段話極爲中肯，特摘錄於此，作爲本文的結語。

「他的治事之才，久爲人所共見。他所經營的新建設，不少是排衆議而成的。那些事情在成功之後的若干年，人們視爲當然，並不覺得有什麼值得特別提到的地方。而在當年創始之時，如何籌集財源，如何求得適當的人員，如何排除後人無從了解的實務上的阻撓，其辛苦常不是局外人所能明白。騮先先生在這一方面所表現的能力將長久爲人們所記憶。至於居高位，掌大權二十年，而囊槖蕭然，更是他令人永懷尊敬的地方。⋯⋯有經世之學，有治世之術，騮先先生主觀上雖然自覺其未能罄其所能以報國，但他將永遠地被懷念着。」

​1〔1〕朱騮先先生一生對國家的貢獻，早爲國人所共知。尤其在主持教育百年大計、領導學術長期發展兩方面，更顯示出他卓越的智慧與博大恢宏的氣魄。朱先生於來臺之後，專心從事倡導學術研究的工作，以全力規劃中央研究院的發展，籌措經費，增設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的籌辦，便是他一手促成的。

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外學者多有濃厚的興趣。如何運用科學方法從事這一項研究工作，以探尋我國近代化的過程，分析其得失成敗，乃爲重要的課題。朱先生有鑒及此，在民國四十四年二月，設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聘請郭廷以先生主持其事，先從蒐集資料、整理檔案的基礎工作做起。朱先生會詳述設所的動機和宗旨，因我國自鴉片戰爭之後，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演變的劇烈，爲有史以來所僅見。其影響於當前情勢及國際關係，至爲深​2〔2〕切。而與日、俄、英、美、德、法諸強和東南亞各國間的接觸頻繁，互爲因果，所以治古代史學側重史實的考證，治近代史學，則須面對現實，側重史實的因果，及其可能引起的影響趨勢。方法與要求均有不同，故在研究方面，似宜分別進行。這番話，眞可謂語重心長。

朱先生辭職奉准，交卸了中研院院長職務之後，對近史所工作進展的情形，仍然倍極關懷，並曾有意將他個人的檔案，送給近史所保藏和整理。五十二年元月三日，朱先生以心臟病猝發，遽爾謝世。在安葬之前，近史所故所長郭廷以先生，就和朱夫人及方志懋先生函商，請將這些檔案資料，移送近史所，作爲研究之用，並擬儘速爲朱先生編成一部詳盡的年譜。此項建議，承蒙朱夫人王文淵女士惠予接納，並提出六點意見，其中之一就是將朱先生生前論著、文牘部分，於整理時，抽存彙編，以備將來出版之需。商妥之後，卽由方志懋先生將此項文書共二十二箱，點交近史所，闢室貯藏。同年九月份起，開始做初步點查及登記卡片的工作，點查結果，共計有檔案一百五十包，四百五十卷，初步完成的重要卡片，約一萬五千餘張。

對朱先生文書的整理，大致可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開箱上架，分類排比，裝入函套。並按照登記卡片，編製詳細的文件目錄。第二個階段是編輯言論集，並包括一部分文​3〔3〕第三個階段是以文書原件爲主，旁及其他有關資料，撰寫一部完備的年譜，也就是履行郭故所長對朱夫人的承諾。惟因人手不足，進行滯緩，第一、二兩階段的工作雖大致完成，而年譜的編纂則尚未着手。歲月匆匆，朱先生逝世迄今，轉眼就是十四整年。朱先生是近史所的設計者，郭先生則是近史所的建立者，他們都早歸道山，撫今思昔，實不勝景仰追慕之情！

自六十三年六月起，開始着手編輯朱先生的言論集，從謄錄、標點到排比、分類的工作，歷時兩年有半。現已全部編校竣事，計分爲十四大類：一、文化學術，二、中央研究院，三、教育言論，四、新生活運動，五、中英庚款基金董事會，六、交通部與浙江省政言論，七、黨務教育言論，八、抗戰言論，九、國際聯盟與聯合國，十、邊疆言論，十一、專論，十二、致中外友人書，十三、書序，十四、追念師友。共約一百九十多篇，七十餘萬言。其中前三類，也就是有關學術、教育、文化的部分，卽超過了二十七萬言，佔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一強。論時間，起自民國十四年十月，迄至四十七年六月，而以抗戰時期的言論爲最多，其中僅有少數幾篇，日期付之闕如，因不敢臆斷，故未加補註。論形式和性質，包括報告、簽呈、提案、論著、演講、談話、廣播、函件、電報、書序等多種。論發表的地點，​4〔4〕則有南京、上海、廣州、北平、重慶、臺北等各大都市。這些言論，雖然涉及的範圍甚廣，談到的問題甚多，可是無一不攸關國家興革大計，無一不顯示出朱先生經世致用的精神。由此不僅可覘知他個人的人格風範，更可窺見中國近代化的過程和輪廓。所以這部言論集的出版，也必將成爲治近代史者重要的參考資料。

朱先生以學者從政，歷任黨、政方面的要職，他的勳業當然以事功爲主。可是從他的言論裏，我們看出他的博學慎思，識見弘遠。也稱得上是一位高瞻遠囑的思想家。朱先生的思想，並非哲學家的抽象思維，而是博覽羣書，實事求是，從生活和工作的實際經驗中，體會得來。所以平易質樸，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能針對現實的問題，謀求解決的途徑，提出建設性的主張。他的學問以自然科學爲基礎，而對經濟、政治、外交、教育、法律、歷史、哲學、文學各方面，無所不窺，往往能兼容並包，綜覽會通，見樹又復見林。他主張學術應以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並重。因爲精神與物質乃爲文化一體之兩面，體和用兩者是不能分開的。這些話，確實在平凡淺近中包含着顛撲不破的眞理！朱先生最爲服膺蔡子民先生所揭櫫的「學術救國」之主張，盛讚其「對我國固有學術，董理精研，不偏不廢；同時復將歐美各國學術之精華，盡力灌輸，溝通融會」。以後朱先生​5〔5〕所努力實踐的也就是這一條學術救國的道路。其次，他與戴季陶先生的交誼最篤過從最密，受到的影響亦最大。在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二日的追念文中說：「戴先生是具有悲天憫人、胞與爲懷一貫精神的人。樂與爲善而不與人爭，嫉惡如仇，但寬宏應世」。對這種由崇高的道德情操所培養的待人接物態度，表示由衷的崇敬。學術與道德合一，知識與品格合一，纔能夠補偏救弊，充實人生的內容，促進國家和社會的進步。順着這個理路來尋釋，就可以看出朱先生思想的主要脈絡。

朱先生指出自從啓蒙運動之後，學術研究兼具「追求正確」和「提出懷疑」的兩種態度，惟其要求正確，才使學術異乎常識，惟其勇於懷疑，才使學術異於宗教。這是近代學術研究的特徵，也是其進步快速的主要原因。而學術的含義和範圍，甚爲廣泛，連哲學的認識論、形而上學、人生哲學、倫理學、美學等，亦應包括在內，所以我們也要同時並容「追求新知」和「研究古典」的兩種傾向。這是極爲複雜而且十分艱苦的工作，卻是相輔相成的。例如不少人文科學的問題，果能將事理的眞相布之於世人，開拓知識的領域，增進對歷史文化的了解，其影響縱屬遲緩而間接，其功效有時乃極巨大。倘能把握此義，然後可式宏遠。至於研究學問的態度，貴乎能專能通，因爲學問是聯貫而相互爲用的，所以不能僅限於片斷​6〔6〕的觀察。學固以致用，用則以學爲本，二者尤不可分開。更重要的是治學的人，不要把學術看作單純的謀生手段。須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精神，守之以恆，持之以久，朝斯夕斯，終身不倦，方能有所成就。眞正治學的，絕對不拿學術做獵取名位的工具，始可達到寧靜致遠、澹泊明志的境界。例如明末王夫之隱居衡陽，在他書齋的樓上，幾十年未曾下樓，對經史諸學，多有獨到見解，關於著作的能否傳世，反而全不介意。又如印度有一位畫家，每日在著名的阿梅陀(Ajanta)山洞裏臨摹古壁畫，寢饋於斯，三十年未嘗間斷。自來眞正的學者，莫不是如此求知的。有了這種專心壹志的精神，然後應可期望提高學術的水準，奠定我國學術的基礎。朱先生的眞知灼見，的確值得我們奉爲圭臬！

現在朱先生的言論集，業已編次成書。承蒙萬紹章先生撰寫「獻詞」，深爲感謝。萬先生從交通部、浙江省政府、組織部、教育部，以迄中央研究院，襄佐朱先生逾三十年，對於朱先生的生活言行，知之甚稔，所擧生平事跡中的四點實例，尤足見出朱先生的風範。在編纂的過程中，本所同人孫斌先生始終其事，負責文稿的整理訂正工作。李學敏小姐、林素卿小姐和傅良先生分司校對，從初校到四校，都是他們合力擔承。特此併誌謝忱。

王聿均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