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肆、追念師友

​723〔723〕有清末年，內政不修，外患頻興，國家積弱，楮墨難罄。有志之士，紛起負笈海外，藉求深究專門學科，儲備國用。百里先生尤力爲倡導，灼然於國弱癥結，非講求軍事學不足以振衰起廢，遂以弱冠之年，留學德國，潛心探究，舉凡軍略戰鬥攻守之要，器械陣地運用之宜，悉得其精選以歸，爲當世言軍事學者之大宗。二十餘年以來，出其所學，霑溉國人，培植之宏，門牆之盛，爲國人所周知，無庸贅言。先生於哲學歷史，並有深湛之詣，故又常以至理名言，公諸於世。其於人羣社會演變之觀察，尤獨具隻眼。抗戰以來，從軍之彥，人人具敵愾之心，以前進爲樂者，未始非先生平日嘉言讜論有以鼓舞之也。今方盡其心力，藎籌擘劃，敎育英材，供任重致遠之驅，而先生遽以末疾中道捐館，此於國家之損失，豈可言喩？余與先生游同斯邦，於先生之學問德業，知之最深，實有倍增其愴惻悲痛者。惟先生精神，永垂久遠，並鼓勵我軍民奮鬪，以觀民族復興大業之厥成也。

​723〔723〕蔡子民先生於本月五日，在香港因病謝世，噩耗傳來，凡屬知交，罔不痛悼。

​724〔724〕家驊於民國初元在上海始見先生，其後六年，家驊歸自歐洲，主敎北大，先生正爲北大校長，迨家驊爲中山大學副校長，先生則爲大學院院長，先生後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家驊又一度承乏是院之總幹事。前輩風範，清勛淵程，挹之不盡，至其功在黨國，言滿天下，有口皆碑，不待一一縷擧。茲當全國設位哀悼之日，特就其最足垂範士林楷模後世者，略述二三，以誌永懷。

先生之革命精神，貫徹一生，始終無間，初憤清廷失政，敝屣虛榮，鼓吹改革，繼而追隨總理努力革命，以後之負笈海外，掌教國内，乃至最後之領導研究工作，無論治學治事，均本其堅苦卓絕之精神，勇往直前，實事求是，故卒能克服環境，獲有斐然之成績，爲中外所推重。洎抗戰軍興，先生以健康所限，養疴香港，不克再事奔走，然對于研究工作仍遙爲主持，弗使停頓。對于國事亦仍無時忘懷。此種堅苦卓絕之奮鬪精神，實足爲一般後進所效法。

當民國初建之際，實利主義在世界上方盛行一時，弊之所極，已使陵弱暴寡之帝國主義，蓬勃洶湧而莫可遏止。先生在南京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力倡國民道德教育，藉冀補其偏而救其弊，並提倡美育，期以充實人生之内容，涵育道德之觀念，倘使此種主張能切實施行，民初十餘年間之軍閥私爭，及政治腐敗之情形，當可賴以獲免。雖先生任職不久，未得促其實現，但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已經先生之倡導而深中於人心，有裨於革命之成功者，至爲深切，先生之不可及者此又其一。

前清末葉，暮氣所中，人心瀕死，我總理首倡革命，已予國民以重大之興奮，促起其思想上之顯著變化。惜革命大業，在當時未能一蹴而成，復因洪憲之變，復辟之役，思想界漸有搖搖無主之趨勢，幸總理領導之革命，再接再厲，日底於成。先生出長北大以後，提倡思想革命，培植有爲青年，造成本黨革命之生力軍，此誠爲先生不可磨滅勛績之一。

學術救國爲先生所揭櫫之主張，故在主持北大期間，對我國固有之學術，董理精研，不偏不廢，同​725〔725〕時復將歐美各國學術之精華，盡力灌輸，溝通融會。洎後主辦中央研究院，以埋頭苦幹之精神，獲得至足珍貴之成績。凡北京大學及中央研究院所有對于中國學術上之貢獻，殆均係先生領導主持之力，獨惜先生中道溘逝，未及親見抗戰建國之成功，對於學術上再作更進一步之建樹。但學術救國之宏基，已由先生手自奠定矣。

先生往矣，在國家失此老成，在本黨失此耆宿，在一般青年失此師表，洵爲抗戰期間至可痛心之但先生對於黨國已盡其應盡之責任，而有偉大之貢獻。所望吾人效法先生努力奮鬪之精神，竭盡智能，報效黨國，使抗戰早日勝利，建國早日觀成，則先生有知，亦當含笑於九原矣。

​725〔725〕蔡子民先生謝世以還，條經一載。凡屬知交，追懷儀型，同切哀思。矧家驊自民元以來，一再從先生之後，其間獲親德範者，歷時在二十年以上。而中央研究院，則爲先生與家驊最後共事之所，覩成典之尙存，慨哲人之不作，人琴之痛，云胡能已？玆當逝世週年，敢略述所懷，以誌永念。

孑民先生一生之事功德業，彌綸宇宙，不特交遊及門，類能道之，卽稍知先生者，亦能叙述其景行偉績。顧縈廻於家驊之心目中，愈久而愈不能忘者，厥爲先生獻身學術發展教育創導文化之偉大精神。綜先生一生七十四年歲月中，致力於中國文化事業，歷時逾四十餘年。而此四十餘年中，適爲中國由舊入新之一大轉變時代，新教育爲促進中國之主力，而先生則爲新教育之導師。先生在辛亥以前，首以歐美進步之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倡導於中國，領導革命教育與官僚教育抗爭，風會所趨，卒建立新教育之基礎。辛亥以後，先生任北大校長，於專制腐敗之氛圍中，主張自由研究學術，創導革命思想，發展​726〔726〕文化運動，一時學風丕變，民氣發揚，由文化影響及於政治，促成本黨十五年北伐之成功。全國統一以後，先生又以研究科學，倡導羣倫，期以學術奠建國之大業。綜觀在辛亥革命、十五年北伐、廿六年對日抗戰三大革命過程中，先生固無往不以學術作育人才，由文化促成革命以救宗國也。至先生對於主持教育事業之態度，其致力也勤，其所容也廣，其所處也正。故雖在十五年以前，思想紛歧，環境困難之時，亦能排除萬難，取精用宏，潛移默化，使各方才智，集中於本黨旗幟之下，共同爲救國建國而努力。因此先生在學術界固爲一先進之大師，而對於革命，則又爲一有力之領導者與作育者。中國文化事業能進步至現在階段，反映及於本黨革命事業之發展，先生之功，永不可沒。抑吾人當知一個國家當新舊蛻變時期，領導進步思想者工作之艱苦，每出於任何想像之上。先生數十年中，服膺主義，身膺革命教育家之重望，始終一貫，站在時代之前，以科學美育，作育英才，充實文化力量，反對封建思想及帝國主義，不畏強禦，不懼挫折，此種精神，殊令吾人興高山仰止之感！至於先生之德行，就家驊所知，實能兼有「和」「介」「勤」三種優點。惟「和」故能對人無所不容，惟「介」故能對事有所不爲，惟「勤」故能於學無所不窺。人稱先生爲偉大人格之象徵，實基於是。此所以先生在日，海內學術家咸願受其領導。而自逝世迄今，任何人追念疇昔，莫不愈覺愴悼。紀念之忱，固非泛泛者所可比也。

語云：「莫爲之先，雖美勿彰，莫爲之後，雖美勿傳。」先生爲中國文化界之先導，華路藍縷，以啓山林，中華民族蘊藏之智慧，賴先生之啟導，文化已日臻健美，國家亦日進於光明之途，今先生往矣，遙瞻未來之歲月，學術界與敎育界之職責，彌感重大。吾人自必須本先生忠於學術勤於研究之博大精神，繼續工作，俾中國之學術，日趨發皇，教育文化事業，日見燦爛，則建國大業完成之日，亦卽先生精神獲得安慰之時，願與諸同事諸同學共勉之。

​727〔727〕在我所知道的留德同學中，若渠該是最努力最刻苦的一個人。他到德國研究藝術史，但並沒有帶着充足的學費，他只是把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結果，寫成文章投登德國的雜誌，去換得生活的維持。爲了他寫作的豐富，和表揚中國藝術的眞誠，在德國學術界上獲得了他應有的聲譽。既受了柏林大學的博士，又當選了德國東方藝術協會的名譽會員。歸國之後，不曾懈怠着文化工作，他是立志要在藝術文化上報國的。那裏想得到，他報國的時期，不過這短短的十年呢！

若渠逝世，忽忽年餘。我看了國家民族需要人才的迫切，便永遠想起這位懷才未展而遽長眠了的短命者。

若渠年少時卽加入中國國民黨，努力革命。民國十七年，他和狄膺、冷欣諸同志，任江蘇省黨部委員。他站在文藝立場上，力闢所謂左翼作家。那時普羅文學風靡一世，而他獨立不倚，提倡民族文藝。近年任組織部設計委員，成績卓然，對于學校黨務的推行，尤爲出力。這是他對黨對民族和對文學的貢獻。

二十一年，他從德國回來。翌年，他任行政院參事。每天辦公完畢，總看他手不停揮，寫著學術性的著作。抗戰開始，他主持行政院遷川事宜，事情那麼忙，但他依然度着著作的生涯。

二十七年，教育部聘任他爲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這是更適合於他的興趣，也是更宜於施展他的天才了。他就殫精竭慮，計劃這學校的改善。爲了師生安全關係，先從沅陵遷到昆明，再從昆明遷到呈貢。全校的人，受他的精誠的感動，又服從他的有計劃的改進，學風馬上振作起來了。

​728〔728〕那時他雖在雲南做事，但渝昆間的往還很密，我們見面的機會不算少。在最後一年中，我們爲了推進學校黨務，時常借重他，他眞幫了我們不少的忙。看他努力工作，不想避免勞苦，更使我敬愛不已。

爲他的身體衰弱，不容易應付這煩勞的人事，二十九年，他決定暫時辭去藝專校長的職務。但他仍遵照教育部的豫定計劃，把該校從昆明遷到重慶，等待一切辦妥以後，才辦交代。他對於職事的負責，在這件事上可以充分表現出來。

不幸他辭了藝專校長不久，那年冬天就病倒在中央醫院。我曾經一再去看他，叮囑他不必擔心，只顧安心靜養，可是他的病，是從多少年的積勞忍苦而來，病根深入，醫藥沒有什麼效果，經過了半年的時鬆時緊的病床生活，終於在三十年五月二十日，離開了人間。

若渠有用世之才，也有用世之志，如果他不死，我相信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遠大的。而且他對于文學和藝術的欣賞力極高，搜集材料作研究的本領也極大，我相信他在學術上的造詣，也會很高超的。他平時脫稿的著作，才不過一鱗半爪，在他多年的計劃中有一部偉大的系統著作，而且已在開始編寫，卽是「中國美術史」，可惜這部書是再不讓我們看見的了！這眞是本黨的大損失，同時是我國藝術界的大損失，也是歷史界的大損失，雖則後起的學者，必有聞風興起而完成他的壯志的。

在現今這個狂風暴雨的大時代中，卽使學術界的人士，個個能人盡其才，還嫌不夠用。若渠是一個最肯努力最刻苦的人，他的思想和學力，又正當火候成熟，我們眼看一個大有作爲的人，在將發展而未發展的時候，竟爾煙消雲散，白費數十年的修養功夫，豈不大可愴痛。所以我寫出這篇文字，表明這不是私誼的追悼。

​729〔729〕朱君子元於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六日，在歌樂山中央醫院因病逝世。他是中國地質學界最努力的學者之一。他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從我受業的時侯，便孜孜汲汲，進修不懈，與同班的其他四五人，都被稱爲高材生；十七年在北大畢業後，至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工作，由助理員晉至副研究員。六年之間，對調查研究工作，頗多貢獻。留學回國後，仍爲兼任研究員。他因爲致力過度，患有胃病，漸至胃酸過多，雖然時常藉小蘇打片以中和胃酸，維持現狀，但胃壁黏膜終於經不起胃酸的腐蝕，而成爲胃潰瘍；去今十年以前，每當胃病發作，他往往幾天臥床不起，由此推斷他的胃潰瘍，恐怕已經有了相當的時候，不過其來也漸，未曾早日發覺，仍認爲普通的胃病而已；今年一月十四日突然加劇，潰瘍部穿孔，雖經幾次手術，終以體弱病深而至不起。

一個專家的培成，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卽以朱君而論，他七歲入小學，十八歲入中學，二十二歲入大學，二十八歲畢業，受教育的期間是二十一年。在國內從事研究工作六年，在歐美研習三年，一共三十年的艱苦工夫，他才得成爲一個根基堅實成績斐然的地質學專家。學術專家是國家民族的瓌寶，尤其在歷史較短人數較少的中國地質學界，對於有成就有貢獻的專家，格外覺得可貴。中國的地質學者，在抗戰以前，已經有了不少可以稱述的良好成績。自抗戰軍興以來，除了純粹地質學問題的調查研究以外，更致力於應用地質學，藉期增加物資的來源，供應抗戰建國的需要；因爲我國幅員廣大，蘊藏豐富，足供勘測的地方很多。國際運輸困難，許多種重要礦產的需要，又很迫切，同時各大學地質系培育後起人才的工作，亦不容忽視。所以特別覺得地質人才太少，不敷分配。適當這樣緊要的關頭，林文​730〔730〕英、計榮森兩先生於本年五月先後謝世，加以朱君的病逝，中國地質學界一連損失了三個春秋正富的專家，這不僅是中國地質學界的損失，也是中國整個學術界的損失，尤其是在抗戰建國期間國家民族的損失。

朱君年僅四十，正是大可有爲的時候，其致病之原在於積勞，其積勞由於任務繁重，其任務之繁重則完全由於時代的要求。地質學之在中國，歷史較淺，待做的工作當然特別的多，以少數的地質學者，毅然擔負起這樣重大的責任，並且要兼程趕進，力求在世界上不落人後，這種堅苦奮鬨的精神，實在值得欽佩！專家既然無多，需要又極迫切，便不得不一個人作幾個人的工作。但是一個人雖然可以有兼人的勇氣與毅力，而不一定有過人的精力與健康。受了實際需要的驅策，責任心的督促，與興趣的鼓動，一個人專心致志從事工作，往往至於廢寢忘餐，但積之既久，即可成爲致病之因。朱君因努力過度，而患胃潰瘍，胃潰瘍並不是不治之症，如果有合宜的攝養，及時的治療，多數可以全愈；不料大時代的到臨，更加重了地質學者的責任，朱君逐不得不於研究與著述而外，兼顧中央大學與重慶大學兩處地質系的任務，這樣一來，他的病便在暗中進展，直到突然爆發的一天。胃潰瘍到了胃穿孔的地步，醫治已經頗爲棘手，但也有很少數的患者，可以痊愈。如果他的身體素健，抵抗力強，治療期間攝養合宜，依然不至於完全絕望。不過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之下，一個家非富有，收入有限，食指衆多的學者，那裏會有力量擔負這一筆醫藥及攝養的費用？雖由友朋盡力資助，在當時得以供給無缺，但這又增加了他內心的不安，使他切望早日全愈，不待健康恢復到更進一步的時候，便急急於續行手術，終至腦膜中毒，羣醫束手，他到底作了時代的犧牲者。

由朱君之逝世，更加強了我們對於左列兩件事情的注意：

一、健康與學問及事業同樣重要​731〔731〕健康是治學與治事的基本條件，有了健全的身體，才可有健全的精神，才可擔負繁重的任務，獲得預期的成果。有許多聰明才智之士，熱心治學或努力治事，但因爲忽視了健康的重要，致健康與學問事業的進展，適成反比例。等到學問方面的進修或事業方面的建樹，達到相當程度的時候，一個人的健康，已經低降到一般水準以下，維持現狀已屬難能，更談不到再接再厲的前進了。這在個人方面與國家方面，都是一種嚴重的損失，應當早日設法挽救。所以在受敎育的時候，學校應當盡力提倡體育，改進衛生，對於課程分量的分配，進度遲速的規定，都切實注意，藉以維持並增進受教育者的健康；在學業告一段落，到社會上服務的時候，個人應當慎起居，節飲食、保持適當的運動，充分的休息，合宜的營養，屏絕不良的嗜好，避免無謂的應酬，充實關於醫藥衛生的常識，並定期舉行身體檢查，一旦發覺有病，一定要依照醫生的指導，療養並行，以期早愈。必須這樣，才可增進身體的健康，提高工作的效率，擴大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二、對於有用的人才應當盡力愛護

愛護人才與培養人才，同樣的重要。尤其在中國的現狀之下，需要人才，如是之切，培養人才，如是之難，業已培成的有用人才，又如是之少，對於此少數之有用的人才，更要盡力加以愛護。因爲一個人的服務期間愈長，所積的經驗卽愈多，工作上的收穫也愈大；同時，一個人對於工作的條件愈適合，其工作的效率卽愈高。爲求人盡其才，學得其用，就應當使工作人員的健康狀況及學術水準，常能適合工作上所要求的條件，這樣才可以充分的發揮其效能，恢宏其貢獻。所以對於工作人員，首先要使用其所學，锲而不舍，藉以養成專業的精神；其次，則要設法增進其福利，安定其生活，維持其健康，獎勵其進修，使得將其全部的精力與時間，專注於本身的工作，學識經驗與時俱進，儘可能的延長其爲國家社會服務的期間，而不至在正可有爲之年，突然放棄了爲國盡力的大責重任。愛護人才，卽所以擴​732〔732〕大並延長培養人才的效果。若是力顧培養，不重愛護，縱不至於得不償失，也可以說是難期事半功倍的效果。

朱君雖然長才未竟，中年殂謝。但他在地質學方面的貢獻，與他致力學問熱心教育的精神，將永留人間，成爲後來者的楷模。我們對於他的逝世，除了悲悼惋惜而外，更要加倍努力，將他遺留下的重責，分擔起來，推動地質學在中國的進展，促使國家建設早日長足進步，藉以告慰朱君於地下，這是我們的應盡之責，義無旁貸。爲補充地質學界的人才起見，希望中央、重慶兩大學的地質系，盡力擴充內容，加強工作，恢宏造就，使地質專才，如雨後春笋，蔚然並起，以完成逝者未竟的遺志，亦即所以紀念朱君而慰朱君之靈於九泉也。這是我發自衷心的一點感想。

​732〔732〕嗚呼！先生云逝，於今三年，德業之隆，充塞兩間，實學揭櫫，開風氣之先。若冥行得燭，而左右逢源。溯北學之聿興，萃天下之英賢，爲中興之佐命，譬珪璋與璵璠。洎我院之創立，綜道術於一廛，揚國粹之閎美，鑽西化之高堅，繄立國之本根，由一手之數宣，更卅載之奮厲，覩績效以燦然。自夢坐寞，國殞師儒，後生彷徨，莫知津途，微言歇絕，悼心失圖。望香海而嗚咽，方太息於淪胥，幸魂魄之卽安，得神靈之呵呼。嗟我生之弇淺，夙遇知於舊都。雖征驂之南北，恆承誨於閒居。惟三年之攝承，嘗惴惴其或涂，念手澤之如新，敢望塵於巾車。清酒兮百壺，招魂兮江衢，薦春蘭之馥郁，願靈修其鑒諸。

​733〔733〕五十餘年來，國內人士，稍留心于政治的，誰都知道有個毀家革命的張靜江先生。先生夙有眼疾，中年以後，行動需人。二十四年又在南京赴湯山途中，又因汽車失事，受震過烈，體力更衰，廿七年由香港移美養病，近年來復雙目失明。本月三日在紐約逝世。他的女婿五日得到電報，翌日，轉告于我。黨國元老，又弱一個，噩耗傳來，遐邇震悼。家驊對先生于公誼之外，又加私交，四十餘年來，兄事弟蓄，情意至厚。回憶幼時與先生相識之初，猶歷歷如在目前，人命危淺，倏已物化。所以得到消息以後，更覺得十分悲痛。

先生浙江吳興人，世居南潯。南潯雖然是一個鄉鎮，在當時却爲全省也可以說是京滬一帶——財富的淵藪，先生生來穎悟，異於常童。七八歲，誦論孟諸書，朗朗上口。弱冠留學法國，才氣橫溢，以天下爲己任，鑒于當時清政日非，民不聊生，便結識了許多同志，追隨總理，從事革命。同志中有經濟困難的，或因工作上需要接濟的，先生一揮千金，絕無吝色。就家庭而論，如果是一個普通的人，他可以養尊處優，過了一生很舒適的生活，然而先生却不爲環境所誘惑，努力革命，直到北伐統一，幾無日本在顛沛奔波之中。

先生第一次到法國，是跟孫寶琦先生去做隨員的。在巴黎他竭力鼓吹革命運動，創辦世界社，出版兩種刋物，一種是定期式的雜誌，叫做「世界報」；另一種叫做「世界六十名人」，這是用傳記式的文字來寫成的，用意要把歐洲文化，從這些著名的哲學家科學家的傳記裏，作一個概括的介紹。鼓吹革命之外，他又從事宣揚我國固有的藝術，他得到了父親的允許，買了一批古董運往巴黎，可惜爲了包紮裝運​734〔734〕等技術上的欠缺，運到以後，磁器之類有許多碎了，受了很大的損失。第二次他又回到國內，重運一批。這次他是很成功的。後來歐西人士，對中國古物的鑒賞和興趣，乃至對中國文化的逐漸認識，先生的提倡，也確有一部份的功效。

先生有一位哥哥弁羣先生，也很有革新思想的，和在蘇州的一個美籍醫生，頗相交契，後來跟了他去美國遊歷。回國以後，在南潯鎮上辦了一個正蒙學校，聘一位很主張革命的曹礪金先生主持校務，另聘一位約翰畢業的醫生來教授英語，並且附設診療所。以歐西的醫術，替鄉人治病。當時大家認爲這是一個灌輸新知識的學校，所以先兄就送我到那裏念書。我進校不久，先生從國外回來，有一天，他來看學校，我才與之相識。先生長我十六歲，我那時還只十三歲。

我十六歲到上海投考同濟，先生適居滬上，因常與往還，課餘假日，先生還常常帶我到公園游玩。民國元年，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不久，卽注意建軍，任先生爲某某軍總司令，先生特向美國聘兩位軍官來做顧問。當時我適從武漢參加革命工作後，回到上海，先生曾派我到南京物色各地青年革命軍人。民二，先生協助總理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于民三春初再度出國。其時，我正準備赴德留學，隨先生同行。從上海起程經大連，繞道西伯利亞，一直同船同車，在車上並住在同一房間。到了柏林，先生才與我分別，西去巴黎。我們到大連的時候，戴季陶先生上船來接。當時戴先生和陳英士先生都正在大連避難。登岸後，即往英士先生處，先生和英士先生集議三天，才和我再動身。在西伯利亞途中，先生教導我省儉，不准我到餐車進膳，並且以身作則，只沿途買些小食，在房間裏和我同吃。經過莫斯科時，我因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劉公使，他特別設宴相邀。先生顧慮到我們參加過二次革命，恐防意外，勸我不必赴約，我雖然仍是去的，但諸如此類，一路承其關護照顧，使我十分心感的。

柏林別後，就十餘年沒有相見。民六我返國後，曾三次路過上海，後來我再度赴德，十三年春初回​735〔735〕來，又過上海，都沒有見到先生。直到十五年夏，我往廣州中山大學教書，才再晤面。時已出師北伐，先生任中央常會主席，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後方一切，由其總握。到了十一月，中央正式北遷，先生才率同黨政人員，離開廣州。當時，因爲左傾空氣甚濃，所以經南昌而行。

十六年四月，先生以中央監察委員身份，發動淸黨，時值浙江收復，先生出任浙省主席，任我爲農工廳廳長。那時，我正代理廣東主席，兼民政廳，同時還有中山大學副校長職務，不能離開。後來不久浙江也就改組，繼任的主席何敬之先生，復任我爲民政廳長恐也是因先生的主張——我仍因廣州事繁，未能往就。及是年年終，因廣州事變，我隨季陶先生至滬，又被堅邀，才到杭就職。明年秋，省府再度改組，先生重主浙政，我留任民廳，同時仍兼中山大學副校長，到了十九年九月，又回到廣州車主中大校務。這三年中，先生要我在浙，而中央與廣東又要我留粵，不准我把中山大學方面完全擺脫，所以我時時往來于穗杭之間。

我離開浙江之後，省府也于十一月間改組，先生專任建設委員會委員長，我也不久奉調中央大學，後來又轉調教部交部，大家都在南京。二十五年底，我奉命主浙，先生亦適居杭州。所以在這六年中，還依舊常得往還。

二十六年夏七七事變，先生在上海，我因公在廬山，回來路過，匆匆一面。不久，先生遷寓香港，我也於是年冬奉命調中央服務。二十七年初，抵達漢口。翌年夏初，因公由漢飛港，復得一晤。後來我再隨政府西遷重慶，先生則移美養病，香港之會，卽成永別，這是當時所意料不到的。

先生身體，雖然衰弱得很，可是他的精神，並無絲毫影響，他時時刻刻，還是爲革命努力奮鬥。西諺說：「必有強健的身體，才有強健的思想」。這句話對先生却是例外。他不但有堅強的意志，更有偉大的氣魄。辦理任何一種事業，只怕計劃不夠遠大，要是遠大而且有益于國計民生的，他可以一擲萬​736〔736〕金，絕不吝惜。他用人，也是如此，只要有能力的，有才具的，他能不拘常班，破格擢升，這些都是他過人之處。

先生的事業，將來國史和黨的革命史裏，當然會有他的詳細記載。約略的說來，他的貢獻，主要是在生產建設事業，尤其鐵道、礦業和電業三方面。這些事業，他在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任內，都已經奠定了相當基礎，可惜經過日寇和共匪兩次戰禍，掃地都盡，這是先生所最痛心的。

過去十幾年中，先生雖遠居異域，然而對國事仍時刻關切。據說，他失明以後，每天還利用無線電，收聽國內消息。我相信，一年來他身體之所以更趨衰弱，國內外情勢演變的惡劣，也是主因之一。

所以我們紀念先生，不僅僅在這個特刋上寫了幾千字的誄辭，或在追悼會裏舉行幾分鐘的默哀，就算了事。我們必得以實際行動來表現，從黨務政治等各方面，徹頭徹尾，重新改造，用新生的力量，在最短期間達到反攻大陸，把國家再度建設起來。這樣，才足以紀念先生，才足以安慰英靈。

​736〔736〕梁庾信遭侯景之亂，流離暮齒，作哀江南賦，詞意悲苦，幾乎字字都成血淚，使千百年後的讀者，都不能不爲之扼腕傷心。自從徐蚌會戰以後，我們在大陸上所看到的種種分崩離析的現象，比之侯景之亂，何啻數倍。凡稍有志節之士，如庾信之處境眞不知多少，何況戴季陶先生是向來抱着「先天下之憂而憂」這一類氣概的人，遇到那種局面，自然是傷感逾恆，不能永年了。先生之歿，我在上海得到了消息，立即搭機飛到廣州，那知道靈柩已前一小時空運成都，返京後乃轉程西飛，趕去執緒。歲月如流，今天又到了他逝世第二個的週年紀念了。

​737〔737〕在辛亥年春間，我因爲受了伊犁片馬等問題刺激，發起敢死團，在上海天鐸報上登了一則啓事，後來這個啓事惹起了一些意外的麻煩，當時戴先生適在天鐸報任總編輯，所以去找他商量，這是和他見面之始。在這段時期裏，上海有兩個鼓吹革命的日報，天鐸報之外，更重要的一個就是于右任先生主辦的民立報，戴先生在天鐸報上用「天仇」的筆名，天天寫很激烈很生動的社論，引起讀者的興趣，最受歡迎。因此，天鐸報也就與民立報並駕齊驅了。他到天鐸報是投考進去的，他從日本回國以後，先在蘇州一個自治學校裏當教員，後來到了上海，適天鐸報招考書記，去報名應考，以他的能力，當然一試便中。進去以後，非但不恃才傲物，而且夙夜不懈，勤恪異常。連不在分內之事，無論大小，也幫同來做，不到三四個月，就一躍而爲總編。天鐸報的主持人慈谿陳屺懷先生（卽陳布雷先生之長兄）亦獨具慧眼，驚爲奇才。據說在他的詩裏，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句「窮途刮眼識天仇」。投考書記，在當時原爲生活關係，可是後來對他做事做人，着實裨益不少。他從此對基層工作，不但能夠深切的體會甘苦，而且得到了很多的實際經驗。所以後來擔任了黨國要職的時候，有許多細碎的事情，必要時都能親自來做，不必假手于人，這是他自己時常對人說的。

自從那次爲了商量敢死團啓事的事情見面以後，就常在通義銀行和他碰到。通義銀行是張靜江先生所辦的。二次革命失敗，他秘密地離開上海，民國三年春初，我隨靜江先生繞道西伯利亞到德國去留學，從上海啓程坐船到大連，船靠埠時，見有一着和服的上來，找靜江先生，並且問起我的名字。當時因爲大家奔走革命，彼此行動都相當秘密。事前靜江先生也沒有知道戴先生還在大連，更沒有提到他來接的話。我從船艙內出來一看，才知道是他，不期而遇，深爲驚喜。當時在大連的，還有陳英士、沈曼雲兩先生，上岸後，我們都去拜會。在大連三四日，就匆匆趕程上長春，先生又到車站來別，並且買了帽子圍巾等相贈。後來有一次他對我說起，其實當時他也辦好了一切手續，準備和我們同去歐洲。因爲​738〔738〕請示總理孫先生，未得允許，所以不果。

大連一別，好多年沒有再見，連音信也不很常通。直到十四年總理逝世，才在北平匆匆一面。那年的冬天，雖然又見到他，他受了中共的壓迫，也馬上離開了北平。南下以後，在上海出版了兩本書，一是「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是「孫文主義哲學基礎」，把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的錯誤，從理論事實兩方面，透澈指出。這兩本書轟動一時，連同後來出版的「青年之路」，在思想的領導上，有很大功用。

十五年夏，我也被迫離平，中山大學也剛巧約我任教，我準備回吳興省親後，卽去廣州。路過上海，遇着周柏年先生，當時他是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因爲中央早已發表了戴先生爲中山大學校長，他奉命往吳興勸駕，和他同來的還有校內學生會代表數人，他們知道我正要回家，因而相約同行，並且也要我從旁勸說。九月初，我到了廣州，不久，他也去了，下榻周佩箴先生寓中。那時候，校務紊亂，正達極點，實際上代理校長經子淵總攬一切，共產黨徒猖獗異常，因此他又再三堅辭，不願就職。雖經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先生，和國民政府主席譚組庵先生竭力敦促，他只轉推顧孟餘先生擔任，並約我天天同向顧先生商量，顧亦堅辭，互推不決。最後，他表示要是孟餘先生能參加共同幫忙，可以勉爲其難。所以他提議暫時取消校長制，改設校務委員會，先把學校解散，重新整理。國民政府採用了這個提議，就發表他爲委員長，顧爲副委員長，丁惟汾、徐謙和我三人爲委員。十月中旬正式就職，接收校務，經過了很多困難，才制服了共黨的搗亂，開始整理。不久，國府北遷，顧、丁、徐三位先生，都先後離粵，只留下了他和我兩人。他認爲要整飭學風，必得先啓發青年思想，所以對校務之整頓，自己只主持原則，實際行政都交我代管，把餘下的時間，天天和學生講演。

先生自吳興臥病以後，他身體實際上一直沒有完全復元，勉力演講，又增加了勞瘁，我看他需要​739〔739〕休息，陪他到香港療養。夜間舟行正速，他忽然要想投海，幸而周佩箴先生却巧也在船上，我兩人爲之通霄看護。到了香港，換個環境，精神漸漸好轉，三四天後，回到廣州，接蔣先生電報要他到日本一行，因於十二月中力疾去滬，次年初，卽轉程赴日。動身去滬之前，指示校務，安排一切。到了次年夏初，校務正在安定中走上了軌道，新的教授也請到了很多。中央明令以粵中大爲第一中山大學，取消校務委員會，發表戴先生爲校長，以我爲副。七月間，他回到廣州，見學校秩序安定，校風大有轉變，而且新到的中外教授又很多，心裏極爲高興，天天與教師學生接觸談話，他對省務校務前途，都抱着很大希望。誰知過了不久，廣州迭發生變亂，他毅然決然要我和他離開學校。後來從香港轉上海後，適蔣先生由日本返國，不久，他就陪蔣先生到南京復職。那年十二月底，因爲廣州被共黨控制，中央又命我到浙江省政府任職，這個職務，實際上半年以前早就發表，因爲中大方面不能擺脫，經迭次堅辭又未蒙垂允，所以到那時才去接事。翌年春，粵共敉平，中央和校方又都要我回校，我再到廣州。但是浙江的職務，還是辭不了，不能在校久住，而戴先生也因爲籌備考試院不得南下，所以後來幾年裏，我常常往來于杭州廣州之間，大約只有一半的時間，住在中大。十九年秋，中央允我辭浙事，同時也允戴先生辭校長，令我繼任。自十五年十月，組織校務委員會起，他主持中大四年，雖然把實際的工作，都交給於我，凡是原則的決定，都隨時請他指示。他處理事情，見解的明確，和決定的迅速，實在有過人之處。

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而且生來好學，雖在忙中，不廢書卷，尤其看書之快，的確可說一目十行下，很厚的一册書，往往很快的就把牠看完。看完了以後，還馬上就能批評。記得在十六年一個秋天的晚上，他告訴我說：「昨天費了一夜之力，把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看完，今天和他辯論了半天。」說畢，又把書的內容，隨口作了許多很深刻的批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和思兩方面的功​740〔740〕夫，他都切實做到。十五年以後，他常常和我談論黨國前途，和世界未來的演變，好像預言式的，一步一步加以推斷，到如今大都應驗。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人方趾高氣揚，自鳴得意，他就判定日本害人自害，將從此立於敗地。當時，中央爲應付這個危疑局面，要他擔任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在那一段時間裏，他運籌劃策，極費心力，雖然不久就辭去職務，但是關係後來的外交政策，十分重大。他當時所作的判斷和建議，後來都次第實現。譬如中國對日本，在國際上必得最後勝利。諸如此類，他早已斷定。西安事變，他奔走呼號，也出了挽救大力。抗日軍興，他確信敵人必敗，但敵人之敗，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勝利。在抗戰後半期，他常常對人這樣的說。日本投降之次夕，我和他閒談，他說：「不出所料，日本已敗，並且無條件投降了。然而定國安民協和世界的工作，還只從此開始，未來的艱難，將千百倍於抗戰。勝利固難，保持和平更其爲難。八年苦戰，一旦得勝，擧國狂歡，當然也是人性之常。可是前途荆棘正多，我爲國家民族萬分擔憂」。當時復員接收，他極力主張「逐步做去，先穩定華北」。他始終認定中共這個蘇俄的第五縱隊，必成爲中國大患，且預言中國人口，將因此蒙受重大損失。自從中共盤據陝北以來，他在談話之中，一直說延安這個火星，我們稍一不慎，可能有一天燒起來，會蔓延到全國的。他用研究「歷史地理」的看法，說明陝北的危險性，並且指出張獻忠是膚施人，李自成是米脂人，都是造成明末悲慘故事的主角。這些話他時常向大家提醒，凡是和他有交往的，大概都已習聞，此刻只就記憶所及，略擧一二，以見其思前顧後，憂深慮遠，不爲偷惰苟且，趣過目前。

戴先生本來不很強壯，從少又許身黨國，奔走革命，中年以前，常在困阨之中，時時以救國救民爲懷。多年來國事的演變，却和他所憂慮的不期而合，和他所希望的背道而馳，更使他十分棖觸。所以結果他的神經衰弱病，就日甚一日，甚至多年來的睡眠，也要靠藥力來維持。由于自己體力的不夠，他深深感到體育的重要，對提倡體育特別熱心，歷年來全國童子軍和運動會等，他都十分出力。廿五​741〔741〕年柏林開世界運動會，他擔任我國代表團團長，前往德國。雖以文弱書生，而樂於率領健兒，馳縹海外。

和戴先生不太熟識的人，以爲他晚年篤信佛教，過於消極。其實他是具有「悲天憫人，胞與爲懷」一貫精神的人。綜其一生，樂於爲善，而不與人爭。他嫉惡如仇，但寬宏應世。他是革命理論家，也是革命行動者。

「生於憂患，死於憂患」，戴先生眞是時代的犧牲者。我們這些憂患餘生的人，還是要努力弗的。

​741〔741〕民國六年在北平，沈尹默先生對我說：「傅孟眞這個人才氣非凡！」我當時並不認識他，到了民國十五年我在中山大學，爲了充實文學院，要找一位對新文學有創造力，並對治新史學負有時名的學者來主持國文系和史學系，和戴季陶、顧孟餘兩先生商量，聘請他來擔任院長兼兩系主任。是年冬，他從德國回來到校，馬上全力以赴，他延聘有名教授，自任功課亦甚多。十六年春，更在文學院內，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他對教務貢獻甚大，當時中山大學的聲譽隆盛，他出力很多。

我從那時起和孟眞先生相處，二十多年來很少分離。十七年夏，中央研究院成立，他於是年底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所務以外，並襄助蔡孑民先生籌劃院務，院内一切制度的確立，和各種方案的訂定，他貢獻了不少的意見。後來中央研究院的發展擴充，他有很大的功勞。他一生的興趣，都寄託在史學方面，平素的精力，也都放在史語所裏面。抗日軍興，史語所由南京而長沙而昆明，最後遷至四川​742〔742〕宜賓李莊。勝利以還，搬回南京，規復設施。喘息方定，復以匪禍，撤退臺灣。這十數年來一再播越，所內各項研究工作之進行，由於物質條件之欠缺，當然不能悉如原定計劃，但是他深自刻苦，領導工作，成績斐然。自始至終，未嘗稍有鬆懈。

中國雖是幾千年來史籍最完整的一個國家，却是史學的研究，尤其在方法上，一直沒有什麼進步。到了章習齋才算有些革新的見解。若是要說眞正的新史學，那還是最近廿餘年來的事情。在這一方面的領導，孟眞的確是個主要的力量。

因爲他是史學家，從歷史的研究，他深知人類的文化是怎樣的演進，以唯物治史是個絕對的錯誤，他更深知人類是愛好自由，愛好平等的。極權統治，階級鬥爭，都是滅絕人性，違反進化，暫時容或得逞，終久必歸失敗，決不會把文化的體系從此推翻。文化的演進，本來常有曲折，並非直線向前，譬如海上驚濤，因風而起，風過自止。他認清了這點，所以一向反共。十六年的清黨，他不僅是竭力主張，而且從中出過力。在最近幾年來的赤流狂潮裏，有許多自命爲知識份子的，經不起風波，靠攏投降，比比皆是。唯孟眞堅定不移，屹然獨立，成爲中流砥柱，而挽回頹風。

孟眞爲人，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爲文，雄辭閎辯，如駿馬之奔馳，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爲狂，也有人說他是狷。狂也好，猜也好，正是他過人之處。唯其狂，所以富於情感，篤於友誼。唯其狷，所以辦事能堅持主張，確守職責，爲要貫徹他的主張，完成他的職責，他常常能力排羣議，獨行其是。因爲我對他有了這個深切的認識，所以有許多事情，認爲非他莫屬的就時常推在他的肩上，而他自己爲了國家，爲了友誼，也時常見義勇爲，不辭辛勞。

說到這裏，我覺得在友誼上實在對他很多抱歉。二十二年春，我還服務於教育部，以很少的經費，請他負責籌備中央博物院，他竟能以這些少得可笑的錢，血心規劃，樹立初基。以後他雖因職務關​743〔743〕係，推請李濟之先生繼任，但是他也始終深切關心的。廿五年春，我應蔡先生之約，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冬間奉命主浙，一再堅辭未果，而勢難兼顧，其時蔡先生又患重病在滬，同仁等集議結果，要我暫勿向蔡先生提起，只得勉強拖延下去。雖有時亦分身到院工作，但所有事務，都偏勞孟眞代爲處理。次年七七之變，淞滬戰事旋起，浙江首當其衝，不能稍離，而京中告急，更無法兼顧院事。在這一年餘之中，院內諸事，無論巨細，悉承孟眞照料，甚至全院西遷，也都由他一手辦理。廿七年夏，蔡先生始准我辭，廿九年，我繼蔡先生之職，請孟眞擔總幹事，爲了院，爲了朋友，他欣然的答應下來。總幹事是院內實際行政的總樞，而孟眞辦事又是特別富於責任心，因而在這個時期裏，他就得了高血壓的病，病後始脫離總幹事職務，這件事使我至今猶覺耿耿。抗戰勝利，各校復員，北京大學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請胡適之先生擔任校長，他也竭力的主張，不過胡先生不能立卽回國，結果，又把代理校長推在他的身上。他當時雖表示不願，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師，我以大義相勸，也不得不勉強答應。從昆明遷回北平，再以後來的規復設施，又是一件極繁重的事情，使他身體再度的吃了大虧。所以到三十五年冬天胡先生回國以後，我就力勸其赴美療養，臨行的時候，還贈我一張照相，並且說了一句很沉重的話，他說：「這次出去，能否再見，難說得很，希望以此爲念。」我當時聽了這話，十分難過，也只得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使他寬懷。後來屢次接他函電，知道健康逐漸進步，友好之間，大家都爲之欣慰。卅七年冬，匪氛已甚猖獗，他力助院的搬遷，並且先把史語所完整移臺，不久臺大校長出缺，大家正感到臺灣的重要性，或將因此而更爲增加，想把牠變成爲文化的中心，所以對臺大校長的人選，也不能不特別慎重。我考慮再三，覺得只有再和孟眞先生商量，當時他回國不久，夙疾方瘥，當然不願再任繁劇，重損健康。可是我復相勸，他又公而忘私，慨允擔任，這兩年多來，他不但處理校務辛勤備至，而且對教育文化界撤退來臺之人士，亦竭誠接待。在他去世的前幾天，閒談之中，他忽​744〔744〕然對我說：「你把我害了，臺大的事眞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斷送在臺大了。」當時我只以爲他因感覺辦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語。不意數日以後，便成讖言，更使我悲痛萬分，有負良友。至於他的逝世，對於國家社會的損失，尤其無可補償了。

回憶廿五年前，在廣州相識之初，情景歷歷，還仍在目前，而人命危淺，倏已淹忽，搦筆書此，有隕如雨！

​744〔744〕這個特刊，是本院爲紀念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故所長孟眞先生五十六歲的誕辰而輯的。

歷史語言研究所自從十七年春籌備之初，就由他負責主持的。當時，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史語系主任，他在系內本來已辦有語言歷史研究所，所以爲便利起見，就在廣州籌備。名稱上把歷史兩字，改列語言之先，歷史語言同列合稱，是他根據德國洪保爾德一派學者的理論，經過詳細的考慮而決定的。籌備旣竣，就正式聘他擔任所長，一直到去年十二月的逝世，他始終堅守着這個崗位，對所裏的事情，他都以全副精神，悉心處理。他對中央研究院院務，尤其對各種重要的規劃設施，總是竭盡智慮，貢獻意見。他曾一度兼任過總幹事的職務，雖患高血壓病，仍力疾從公，這種高度負責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欽佩。

歷史和語言這兩門學問，在中國發輟甚早，尤其關於史料的保存，比較最爲完整，祗是二千餘年來，沒有多大進步。傅先生自從學成回國以後，就立志要爲這門學問開闢一個新的途徑，他在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報告書中，曾經寫過這樣的一段：

​745〔745〕「此雖舊域，其命維新。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爲之羨慕無似，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展，正未有艾。故當確定旨趣，以爲祈嚮，以爲工作之徑，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項旨趣，約而言之，卽擴充材料，擴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問題之解決。並因問題之解決，引出新問題，更要求材料與工具之擴充，如是伸張，乃向科學成就之路。」他的主張，就是要把歷史語言和自然科學一樣看待。用新的工具，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廿餘年來，中國歷史語言學所以能樹立一個相當的基礎，和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以能博得國際間的讚許，他領導研究的力量，實在不小。

傅先生治學範圍，相當廣大，他在文學上的造詣也是很深的。並且對於數學，也有相當研究，所以他對一般科學能有深切的認識。他在教育界也服務過多年，所以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教育家。去年他逝世以後，各界爲他擧行一個盛大的公祭，本院同仁本想另外擧行一個較有學術性的紀念，來表示追悼之意。後來想到離他的誕辰不遠，不如屆期在楊梅所址來擧行紀念會，更有意義。楊梅所址，是前年本院撤退到臺灣時，他親自選定的。而且生前和他直接工作的一般同仁，也大都在那裏。在那裏舉行紀念，定會使他感到格外的安慰。

本刊的內容，只講到傅先生對學術的貢獻，作者多是所内的同仁，所以更偏重他的歷史語言方面的貢獻。至於純粹學術性的紀念論文集，祗有留待將來，再爲編刋了。

​745〔745〕時光過的眞快，丁在君先生逝世忽忽已經二十年了。本院爲紀念其在總幹事任內的功績，將出一​746〔746〕刋。編輯委員會並以『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爲題，要我擔任撰寫。無論公誼私情，都義不容辭。就題目來講，當然應以他對本院的貢獻爲範圍，可是執筆伸箋，懷念故人，情不能已，所以不冤稍稍離開了本題，把我和他締交之始，從頭說起。

我與他認識，並不很早，但其四弟月波，是我早年的同學，因此在求學的時候，已經聽說他的大名。民國九年，他爲地質調查所蒐集有關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德文雜誌圖書，要我替他在德國選購，這樣，纔和他開始通訊。十三年春末，我第二次從歐洲歸國，回到北京大學教書，他和翁詠霓爲我洗塵，這是第一次和他見面。交談之餘，就覺得他是一位很能幹有爲的學者。從此以後，我們在北京時常見面，有時在地質學會，有時在葛利普敎授家裏，他的議論豐采，曾留給我一個永難磨滅的印象。他愛護後進，無微不至，只要發現可以造就的人才，無不竭盡心力，鼓勵扶掖。許多地質學界的後起科學家，都得到他的指導涵育，譬如李承三就是其中之一。李是他在德國所賞識的，回國以後，他就介紹於中太羅志希校長任地質系主任。地質學所以能夠在中國建立了學術標準，實不能不歸功於在君先生的辛勤努力。

十五年夏末，張學良入關到北平，當時政治環境非常惡劣，我被迫離開北平，應中山大學的聘請，擔任地質系教授兼系主任。南下時路過天津，勾留數日，他已經就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全權總辦，家眷仍留住天津，恰值他從上海回到天津，在他家裏聚會一次。不久我到上海，他亦已先我到了上海，曾到旅館來看我，適蔣夢麟先生亦在座，談起我廣東之行，也很表贊同，當時已在北伐期間，而孫與國民政府正處於敵對地位，他是在孫傳芳之下做事，却不反對我去廣州，可以想見他當時對政局的看法，而且他對朋友的一番眞誠，更令人感佩。淞滬總辦這一段事蹟，是他最受批評的地方，也可以說是他生平的恥辱，但其動機是完全出於熱誠愛國，想替國家做一番事業，他也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記得他​747〔747〕對當時中國政治混亂的看法，曾經說過：「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因此他又說：「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會一變」。他爲人極富感情，孫傳芳對他尤優禮有加，所以促成了他擔任此事。在淞滬總辦任內，他想轉移孫氏眞正替國家打開一個光明的前途，可以說完全失敗。但是他所擘劃的上海都市建設計劃，却奠定了大上海成爲現代化都市的基礎，其功績仍爲人所稱道。他不但是一位道地的科學家，而且極有行政能力，眞是學者中少見的奇才。他熱心政治，是完全由於愛國思想與責任心的驅使，絕非世俗一般熱中利祿者所能比擬。從淞滬總辦任內下來，他除掉多添一層沉重的心情，依然是兩袖清風，不愧書生本色。民國十五年末，他離開上海後，隱居大連，閉門讀書，不問外事。十六年我在中山大學任內，很想請他擔任理學院院長，但是當時各方空氣對他非常惡劣，甚至以後成爲他知交的人，也極力反對，所以沒有實現。如今回想，實在是中山大學一個很大的損失。他不但是一位很好的理學院長，而且是很理想的大學校長。二十一年春，我任教育部長時，曾經一度想請他擔任中央大學校長。

我在廣州數年，因爲職務繁忙，不曾和他通訊，到了二十三年夏，他應孑民先生之邀，繼楊杏佛先生遺缺任本院總幹事。因此在南京，才重獲會面，但當時我正在交通部長任內，又時常要參加中樞各種會議，時間不能自由支配，雖往還較頻，而暢談的機會反而不多。至於中央研究院方面，最初我固然參加過籌備工作，後來又擔任地質研究所通訊研究員，却是職務上仍無直接關係，所以當時對內部情形，不盡詳悉。不過他所促成的幾件重大興革，我都很清楚的。他就任總幹事之後，第一件工作是修訂章則。他個人學問興趣很廣，並且極有修養，和各所長相處甚得，除掉地質研究所之外，他對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也很有興趣。尤其對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特別注意，因此，便與孟眞成了知交。二十三​748〔748〕年七月，他看到當時社會研究所人才缺乏，遂將其在北平所辦的社會調查所合併過來，改稱社會科學研究所，聘請陶孟和爲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分法制經濟與社會三組，將原有之民族組劃歸史語所，並請中華文教基金會補助經費，延攬人才，提高水準。將瀕合併之時，因基金會總幹事任叔永對先已談妥的條件忽持異議，他大爲生氣，後經適之先生從中調停，纔獲轉圜。他跟任叔永本是知交，但爲着公家的事，却毫不馬虎。他對各研究所的工作，常有其精闢的見解，例如他認爲動植物研究所，不應專做分類工作，而必須同時注重研究育種與病蟲害，及其他眞正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工作。他更擴大各研究所與其他研究機關，或事業機關合作的範圍，除掉早經合作的繼續進行外，又與教育部合作協助籌備中央博物院，與棉業統制委員會合作，成立棉紡織染實驗館。中央博物院是我在民國二十二年春所竭力主張已經發起請傅斯年先生籌備的，他對博物院事業，也向來極其注意，所以到中研院以後，一面力助教育部促成並推進其事，一面更與博物院籌備處訂立合作研究辦法，這些合作辦法後來繼續的擴大進行，得到許多重要的成就。因爲他富有行政才幹，接事後就把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加以整頓，縮小員額到十八人，減少行政經費以增加事業費，並且把各研究所經費，都根據工作成績，作合理的調整，以提高行政效率。他自己更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夙夜匪懈，案無留牘，使全院同人爲之振奮。他對人事的選擇，十分謹慎，對預算的編制，也非常仔細。人事定了，預算編好了，就一任主管的人放手去做。如果遇到困難，他總是盡力幫助協求解決，使大家都能安心工作。總之，自從他到了中央研究院之後，全院工作精神，顯得更有生氣。

在君先生對中央研究院最大的貢獻，是他一手設立的評議會，誠如適之先生所說：「他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構，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根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的規定，第一項的任務，是自作研究，第二項的任務是聯絡指導獎勵全國學術研究工作。他接事以後，覺得當時中央​749〔749〕研究院只是專做第一項工作，對於第二項工作，沒有着手進行，很表遺憾。爲欲穩定中央研究院，保持其學術獨立性，他逐進行上述第二項工作，發動設立評議會。他對評議會組織條例的起草，和第一屆評議員的產生方法，與有關方面經過不斷的商討，幾次再審，補充修正，才始完成，眞可謂費盡心血。那時我仍在交通部長任內，他顧慮中央不能通過，常常跑到交通部和我往復磋商，我深深爲他這種辦事精神所感動。最初我對於評議員只限於中央研究院已有的研究科目，其他學科的人員並不包括在內，頗有異議。他力勸我不要再堅持，不必再擴大範圍，以免發生其他枝節。他的苦心孤詣，使我終予同意，並在中央政治會議予以支持。二十四年五月，國民政府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同時頒佈評議會組織法。規定第一屆評議員之產生，先由各國立大學有關院系教授，選出候選人，再由全國各重要研究機關的首長，與各國立大學校長，擧行評議員選舉會，就候選人中票選之。並以中央研究院院長總幹事各十個研究所所長，爲當然評議員。第一屆評議員選舉會於是年六月二十日在南京召開，選出評議員卅人，九月七日正式成立評議會，此卅位評議員，都是各重要學術團體所選出，所以評議會可說是一個代表全國學術研究的評議機構。第二屆起則就上項辦法選出之候選人，由評議會開會以無記名投票選舉之，開會的時候，照中央研究院已經設立的科目分組，由各組委員會調查全國研究機關的成績，與全國學者所發表的著作，以爲將來聯絡的基礎。評議會的成立，是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了百年大計，有了評議會，才有後來的院士會議，有了院士會議，研究院的體制，才正式完成，這是我們同人所深深感謝的。

民國二十四年底，他應鐵道部之請，到湖南粵漢鐵路兩側勘察煤礦，不幸在衡陽旅寓中了煤毒，延至二十五年一月五日，在長沙湘雅醫院去世，享年四十九歲。我在南京聞耗，爲之悽愴不已。當時我已離開交通部，蔡孑民先生自上海來函要我接任總幹事，一面又請孟眞與在京數位所長一再相促，我因脫離學術研究工作多年，數度婉辭未果，不得已於五月間到院，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生平，在適之先生替​750〔750〕他寫的傳記裏，已有很翔實的記載。他自幼穎慧過人，有神童之稱，不但精通英德法三國語文，而且兼諳日語，漢學造詣更不必說，所以有極優越的治學條件，可惜他死的太早，否則對國家與學術，必有更輝煌的貢獻。以他的才華與學力，要是生在已經現代化的國家，雖享年較淺，在學術上的成就，也當不僅止此。只是中國社會環境却不容他盡全力於這一方向，所以他常很大膽的想要轉變風氣，造出一種進步的環境，使後來學者可以享受到較好的工作機會，這也是他戀戀不捨政治的原因之一。他實在可說是中國學術界開闢新紀元的一個科學家，在他的學問事功之外，還具備完美的人格，做事完全以事業爲主體，決不犧牲事業去將就人情。遇着事業上的困難，必竭盡全力，設法克服，從來不肯退縮。他對自己約束很嚴，公私分際向極清楚，遇人接物，亦甚具熱忱，富有我們東方人的美德。他逝世雖已經二十週年，人們對他的景仰，却正有增無已，他治學的精神和做人的規律，必將永垂世間，留作後代楷模。